旁观中共“创造历史”新篇章

【特稿】管见

【新世纪特稿2010年元月27日】中国经济的增长势头不衰,使得中国共产党气壮如牛,无论对内对外,都显露出一副气焰嚣张的嘴脸。


对外,在丹麦哥本哈根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
中共政府一面以发展中国家之代表自居,声色俱厉地对发达国家发难,拒绝将中国的温室气体减排纳入国际协议,拒绝接受对实际减排的国际核查,一面自忖未来中国势必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又公然否决多数国家共识,致使发达国家减排指标也未能达成协议。如此蛮干,其考虑无非是,担心减排会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威胁到中共的执政地位。而为一己私利而肆无忌惮地拨弄算盘珠子,羞辱迫切希望会议有所成就的美国总统,怠慢多国政要,中共表现,实在是极其恶劣。那么,“颜色革命”在中国有现实性么?中共如此有恃无恐, 如此蛮横无理,它真的就是一个历史规律奈何不了的怪物,或者, 


当然,所谓历史规律,不过是一个学术上的说法,无非是说,
历史现象的背后,有某种体现历史过程之本质的关系存在着,若有这样的变化出现,一般地就会有那样的变化随之发生。

诸如此类。
例如,马克思认为,某种性质的社会生产力, 决定着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或曰经济基础,而生产力在发展变化,当新的生产力出现,则经济基础也逐渐改变,

其上的庞大的上层建筑,也不能不随之改变。
话是这样说,现实生活很复杂,很丰富。即使新的生产力已经出现, 人们也往往很难把握,它已发展到何种程度,是否已造成比较普遍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是否已足以支持改变经济制度来适应这种新的关系,以及,

是否足以支持改变政治体制来适应其基础的变化。
就现实而言,中国的帝制被推翻以后,不久就有袁世凯复辟、 张勋复辟,而到中国共产党掌权之后,则有名曰“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但它背弃马克思学说,将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改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长期专政,则不可避免地,先是蜕变为共产党专政。然后,毛泽东在中共八大后向集体领导体制反攻倒算,发动“文革”而建立其个人专政,直到其晚年,企图以“革命”

之名义建立二代毛家王朝,终于未能成功。
名为阶级专政,实为一党专政, 而个人崇拜引导下的个人专政也隐藏其中,只不过,个人专政发展到鼎盛之际,显露出毛家王朝传承的迹象,结果失败。然而,此后再重建一党专政,看上去反而似乎是一个历史性进步,实在具有讽刺意味。直到现在,一些执著的人们仍不承认“毛氏天下”已经失败,还要另立新的毛家党,

接续毛泽东领导下中共十大的香火,可见历史惯性之沉重。
不仅如此。毛氏王朝失败,其实也有很大偶然性。 毛泽东对其身后王朝高层的安排,仍透出他的老练,要毛氏家人与华国锋、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等人合作,也就是,其策略为排除尖锐对立的两极(老帅与张春桥、王洪文等),以避免政局不稳,重要的是团结、依靠党政官僚集团,不可四面树敌。但是,江青等人终究还是倚重张春桥等人,对华国锋则咄咄逼人,这样,就驱使官僚集团与老帅们联手,

击败了毛氏激进集团。
可以说,激进派本身的失误造成了他们的失败,

而这一发展为市场经济扫除了一大障碍,但毕竟是险中取胜。
况且,类似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

人们注意到,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晚清统治者推行立宪改革, 实际上比戊戌变法走得更远,同时,其统治仍具实力基础,可以轻而易举地击溃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问题是,清政府自己犯下大错,而且错得都有道理──大错之一,把权力从汉人手里收到满人手里,将镇压太平天国之后出现的“内轻外重”和“汉重满轻”局面再度扭转,其典型表现是成立“皇族内阁”,尽管皇族中的政治改革派掌权,却失去人心。大错之二,把地方权力收归中央,把地方先前争取到的路权矿权全都收回。据说,地方办铁路多年,鲜有成效,不如中央集中力量办大事,然而地方争到了这些权力,在中国社会里意味着进步,倒退就失去了人心。所谓人心,实为地方士绅之心。专制中国之社会基础即为士绅,士绅变心,

则专制岌岌可危。
从戊戌到辛亥,十几年时间里,深层的变化就跃过了临界点了么? 更进一步说,1911年4月,革命党人倾其人力、财力、物力,精心策划广州黄花岗起义,结果却一败涂地,而半年后,新军官兵一时冲动,爆发武昌起义,居然就一下子成功,而且全国响应,帝国瞬间崩塌。这难道就是生产力或生产关系变化而直接导演的革命么?显然,

不是这样。
那么,这就是说,历史规律之类,其实没什么大关系, 只要统治者不犯下大错,其统治就千秋万代地“可持续”,就“

万万岁”?应该说,也并非如此。
当然,中国共产党,及其御用学者们,很是想论证出这样的结论, 很希望客观的必然性就是如此。所谓“执政能力”云云,所谓“和谐社会”之类,大体就是说,即使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那经济变化岂奈我何?只要共产党执政能力非凡,只要共产党驾驭了经济增长,只要在共产党控制下呈现一派“和谐”

表象,共产党专政当然就可以“万万岁”。
为党说话,自然就是这样一个说法。

不过,马克思、恩格斯两位,偏偏不是局限于一党一派的思想家, 他们的信念,是“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按其思路,笔者以为,

可以讲出另外一番道理。
社会经济的深层变化,会造成一种客观必然性。具体而言, 生产力的性质改变了,例如,从手工到机械化、到电气化,再到自动化、信息化、网络化。这时,人们在生产中的关系会起变化,在社会中的关系会起变化,时尚与道德等等文化氛围,也会起变化。如果统治者很愚蠢,犯下大错的机率就高,而即使他们并不愚蠢,但还是习惯于其老传统,那些维护传统之举动,也会显得不合时宜──过去的正确,现在成了错误,对此越是缺乏意识,

越是基于过去的所谓经验丰富,犯错误的机率就越高。
在事变背后,必然性是那只“看不见的手”, 它把各种偶然性搅成一团,人们不由得眼花缭乱。必然性似乎很神秘,而偶然性往往更显得神秘。在这里,不仅在于事过境迁,“正确”与“错误”之间的转换,让那些套中人实在莫名其妙,而且在于,统治当局犯下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错误,却一点儿也说不定,其中哪个错误,

恰巧成为致命的错误。
 

 


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到进入21世纪的时候,仍然相当稳固,
而且,它有它的一套独特的理论,还有一班御用学者不断为其修饰打扮,使得它那一党专政,

看上去简直就成了一种新型的“民主”政治。
怪不得号称“特殊材料制成的”,果然非同凡响。

一般认为,民主政治是最适应于市场经济的政治形态。 当今世界上那些发达国家,都是民主国家,即使保留着某种过去的体制,如英国、日本那样保留着皇室,

也只是具有象征意义,在政治生活中没有实质的影响力。
人类生产活动中出现剩余产品,就出现了私有产权, 同时也就出现了产品交换,逐渐地形成了市场。不过,在自然经济中,市场经济处于从属地位,直到近代,工业革命促成了大规模的生产与消费,

市场经济才成为主导的经济形态。
自然经济之上的国家,一般为专制国家,而东方社会,因为土地是“ 莫非王土”的国有土地,其专制程度远高于西方社会。中国的情况较为复杂,其土地制度基于国有,但允许私有,而且允许土地买卖,表现出复杂的多元性和弹性,因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超稳定结构”,专制制度长期持续下来。由此也可以看出,一种体制,倘若它纯之又纯,则弹性或韧性不足,很难持久生存,反之,它若能最大限度地包容,融汇其它体制的一些因素于其中,

则可持续生存及发展的能力也就比较强。
显然,市场经济本身,适应性很强,弹性很大, 它可以在自然经济卵翼下生存发展数千年,而一旦它跃居支配地位,也没有小家子气地排斥其它。它自身在发展中孕育着计划方式,但也包容以行政力量推动的计划体制,同时,只要有一定程度的开明,不对市场斩尽杀绝,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军事独裁,

也可以对君主制或变相君主制高抬贵手。
但是,条件毕竟是一定程度的开明,这开不得玩笑的。那就是说, 无论是犯大错,甚至倒行逆施,都有其限度。若任意胡来,就是自讨苦吃。况且,市场经济发展越是深入,越是发达起来,

市场规则通行起来,则犯错的空间就愈益缩小。
自下而上的武装反抗,甚至权力易手、改朝换代, 而市场经济尚未发展起来,则新政权和新领导人终究不可避免要回到传统的轨道。不说陈胜吴广,也不说太平天国洪秀全,即使中国共产党这样自诩“伟大光荣正确”的政党,即使毛泽东那样气吞山河的一代风流人物,

还不是悄悄地走回到专制国家、专制帝王的路上去了?
但是,进入到20世纪,情况毕竟在起变化。一次大战之际, 市场经济全球化之趋势还很微弱,但毕竟列强无暇顾及,中国民族经济就迎来一个“黄金时期”。到二次大战后,全球化浪潮渐渐涌起。其时,尽管中共以其指令性计划为特色的计划经济(或管制经济)压抑市场,尽管中共不断搅起政治运动,但中国终于进入长期和平发展时期,而其指令计划也终究建立在市场之上,无法完全铲除市场。毛泽东到晚年时不由得叹息,新中国走过了20多年,即使经历了“

文革”洗礼,还是“与旧社会差不多”。这表明,确实形势比人强。
中共现在气壮如牛,也同样是以市场化、资本化, 以市场化改革中的经济增长,为它的底气。中共政权前30年,有陈云为首的经济官僚,有周恩来为首的行政官僚,堪称人才济济,而其运作平台则是政治运动+计划体制,纵有天大本事,经济还是走到濒于崩溃之边缘。而后30年,即使先后打倒了胡耀邦、赵紫阳,在“六四”之后还是接受了市场经济,加入了WTO,使得中国经济得以依托众多廉价劳动力、土地资本化,以及国际市场,展现持续的高增长过程。江泽民在邓小平逼迫下接受市场经济,朱镕基顺势而为,推波助澜,

胡锦涛这样的平庸政治家才有机会坐享其成。
反过来看,中共悍然镇压八九民运, 其残暴远远超过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直追清王朝,然而,毕竟它在1980年代表现相当开明,而镇压之后也随即重申“十三大路线不变”,后来又进而接受市场经济,

于是安然度过了那一段不大稳定的时期。
同样不能不注意的是,经济与社会向市场化发展,

革命及其方式也在变化。
清政府犯下大错而惹出武昌起义与辛亥革命,当时, 除了这样的兵变和全国响应,大概很难有其它方式可以推翻清帝国。而“六四”镇压,邓小平等人也同样担心引起兵变,戒严部队的组织堪比一次大战役的作战调动。不过,中共高层的分裂只是初显端倪,而各个政府机构、团体,以及各地方政府,人们尽管普遍同情抗议的学生,但还远不可能响应一次推翻中共统治的革命。当时,实际希望渺茫却富于政治价值的,是所谓“六二○”道路,即“民间力量以和平抗议方式施压,最后通过人大常委会开会,来解决政治分歧,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陈子明语),而这已经与过去的农民起义以及辛亥革命、中共的革命,

都很不相同。
新的革命不再以改朝换代式的权力更迭为目标, 它要求民众有其权利,实际则以经济和社会的和平演变为基础。可以推测,马克思和恩格斯将社会主义革命定义为“多数人的革命”,实际上就是考虑到,进入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阶段,已经不大可能以巴黎公社式的起义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后来的共产党文献中,所谓资本主义出现“总危机”而导致革命,也只是一种教条式的虚构。现实的发展是,工人政党必须学会、必须参与议会政治,必须推动民主政治发展。恩格斯觉得,看上去是与先前倒了过来,现在是革命者坚持合法斗争,而统治者则试图迫使革命者走上街头而启动镇压。这样,暴力革命的合理性就渐渐消失,因为,“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往往仍需要采用暴力方式,而多数人自己来实现革命,对暴力的需要就会大为降低。这样,革命的酝酿过程,即为和平演变,亦即,越来越多的民众认识权利、争取权利、掌握和运用权利的过程,而传统所谓“出现革命形势”,

这时即为发生民权运动。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否定了“不断革命”之后,民主政治与民权运动, 就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新视野。中国共产党对此虽然不大清楚,但也不大在乎。它毕竟政治经验丰富,一旦取得了政权,即意识到阶级专政须转为一党专政,同时也意识到,民众权利实为其一党专政之潜在威胁。因而,它站在专制的立场,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吸取国民党的教训,即对其自身成长所依靠的那些权利和自由,一概加以严厉的限制,不能容忍任何反对党出现在它的视野之中。于是,中国的公民社会的发展之路,就成为一条布满荆棘之路,

到处是陷阱,到处是绝地。
然而,中共即使在计划体制时期也不能不容许市场经济存在, 到改革开放时期,更进一步走到不能不接受市场经济,就把它自己置于一个颇有几分尴尬的境地。它一向都很懂,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但它现在必须割裂经济与政治,人们形象地谓之曰“打左灯,向右走”──它不能不逐渐地放松对经济自由的控制,放松对企业社会的控制,也不能不容忍资产阶级再次出现,而在政治上,则严格控制,将公民权利尽量地归在“西方民主”名下,甚至干脆摆出反对“普世价值”的姿态,为其一党专政而与人民为敌。中共的御用学者房宁干脆宣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不认同“天赋人权”理念,言外之意很清楚,“天赋王权”尽管古老,

但他们很会与时俱进,让它进化到“天赋党权”并不困难。
这样一来,

中国共产党进入到一个其政治与现实经济脱节的绝妙境地。
“天赋人权”也很古老,然而,在近代乃至现代, 因为市场经济从长期的附属地位进入到支配地位,这古老的观念一跃而成为现代观念,具有了普世价值,而“天赋王权”则逐渐没落。特别是,市场经济本性为全球性经济形态,在其全球化进程中咄咄逼人地从西方向东方蔓延。“天赋王权”对抗“天赋人权”,或早或晚总是失败。中共祭出它的“天赋党权”,尽管不无新颖之处,它自己也得意地自诩它所谓“创新理论”,却是一种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的错误尝试。基于如此大错,

它的犯错机率就空前增加了。
 

 


更有意思的是,中国共产党很顽强,或曰很顽固,
过去它或许还比较在意“批评与自我批评”,而现在,自恃实力渐渐雄厚,脾气就大了起来。它容不得异议,听不得批评,经常表现得“理不直但气很壮”,人们越是批评它这样或那样不对,

它越是坚持要这样或那样,还要将其“进行到底”。
──从1980年代初确定“干部子弟接班”之“国策”,到形成“ 太子党”,成为权贵阶层中一个特殊集团,可以与毛氏王朝相媲美。

民众极其反感,中共则我行我素。
──将计划生育之国策,极端化为强制实行“一胎化”,至今,

改变这一国策的实施方式仍然受到既得利益集团抵制、阻碍。
──基于高层政治交易,以及行业集团的利益,强行上马三峡工程,

继黄河之后,长江再遭毒手。
──改革开放为市场经济开辟道路,而投资主导增长的方式, 在国有体制支配下得以延续,且借助全球金融危机之力,以“

国进民退”或“再国有化”逆转市场化进程。
──“再国有化”实际在改革之初即通过城市土地国有而开始, 在改革中借助土地资本化而将巨额财富集中于政府之手,

实施普遍的强制拆迁,推动房价疯狂上涨。
──以“市场化”为名,推卸政府对教育、医疗作为公共品的责任,

致使两大服务行业畸形发展,矛盾错综复杂。
………………

重判刘晓波,发生在“上层建筑”,尽管知情的人们有限,毕竟“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中共仍表现得如临大敌。而上述的情况,矛盾冲突在社会中更为广泛,却须日积月累,

才能出现较大的影响或反应。
对国内民众之言论、出版、结社、示威游行, 以及选举与被选举等各项权利的严厉控制,使中国社会在共产党治下60年仍维持“一盘散沙”特性,使民众在社会矛盾冲突中居于弱势地位,

对党权支配下的行政滥权无能为力。
不过,冲突激化的情况正日渐增多, 政府在压力下做出蛮横反应的趋向,也愈益明显。对互联网的控制即为其中之一,这相对于重判刘晓波,尽管也很“上层建筑”,却已是更多地向“基础面”移动。而乳制品中检出三聚氰胺,从公认标准为“不得检出”,到默认可检出而只是“不允许超标”,再到轻飘飘问责而蛮横对待受害民众,则在“基础面”造成深刻的影响。各种各样的事情,造成各种各样的影响,

汇集起来,其焦点是,对中共及其政府的很深的不信任。
蔓延开来的不信任感,是近年来社会中的一个特点。 当胡锦涛接替江泽民之际,特别是江泽民长期当权且交班时玩弄保留权力的手腕,致使许多人对“胡温新政”抱着希望。而今,对胡温的嘲弄也已出现,只是不象当年对江某那样刻薄,而对胡锦涛的后任,乃至后后任,则类似当年的希望,人们现在是谨慎得多了。这是中共消耗其社会基础的明显迹象,

同时也意味着,对其犯大错的容忍度,在迅速下降。
或许,这样的分析对于中共可以是某种警示,促使它有所收敛, 但是,它的“闻过则喜”比较特别,乃表现出“越说我这样不好,我越这样”的涵义,所以,根本不必担心它是否合乎规律地表现愚蠢,只须注意规律受其影响而变形的特殊性,就可以了。

它真的可以创造出一个以它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么?
 

 

 对内,悍然无视中国宪法,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刘晓波、 打击《零八宪章》,并将其所谓“一审判决书”公之于众,在全世界面前,留下一个极其蛮横而无耻的笑柄。《零八宪章》理性而温和地主张,“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力图使中国“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走出“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的泥潭。中共如临大敌,因为在它看来,走向重现共和精神的宪政中国,实质即为中国的“
颜色革命”,则它的一党专政无法长久。
Advertisements
此条目发表在政经杂谈分类目录。将固定链接加入收藏夹。

发表评论

Fill in your details below or click an icon to log in:

WordPress.com Log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WordPress.com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Twitter picture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Twitter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Facebook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Facebook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Google+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Google+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Connecting to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