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戈:我们会比勃列日涅夫时代好吗?

作者 : 齐戈
2009-12-25
 2:00 AM

【新世纪特稿2009年12月24日】把勃列日涅夫时代当成一面镜子,比照我们刚走过的这20年,会发现我们之间竟有如此之多的“巧合”。这种貌似“巧合”实则必然,其中自有必然的道理。社会和历史有它自身的规律,这么多的“巧合”提示了我们:中苏这两个经济和政治体制同构的社会,兴盛衰亡自有其相互参照的可比性。用横向比较的方法来看,勃列日涅夫当政的18年,无论是他的起因和运行,和我们这20年的起因和运行十分相似。看清他那个时期社会走向,不但可以理解苏联解体的根本,更能帮助我们判断中国转型的趋势。用大历史观的视野看问题,我们更多会关注那些具有可比性的关键点。对于那些历史的细节——虽然这些细节也很重要,但过多地纠缠会干扰我们的整体思路;为了看清历史的总趋势,那些非关节点的细枝末节都会理解为次要的。

   血腥暴力政治是斯大林模式的基础

  中苏两个社会的体制属于一个类型,即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也有人把它称作斯大林模式。虽然中共一直强调“中国模式”,但本质上的一致却是难以否认。斯大林模式是建立在血腥暴力政治的基础上,这无论苏联还是中国都如此。斯大林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波及范围之广令人难以想象,苏联人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一些社会阶层被整个摧毁,数百万人因政治恐怖和虚假指控而丧生。而毛泽东从20世纪50年代到他逝世的70年代中期,因政治遭到迫害所涉及的范围之广同样令人难以想象,他不但把一些社会阶层整个摧毁,数百万人因政治恐怖和虚假指控而丧生;而且还导致古今中外所未有的大饥荒,致使3800万人因饥饿而死亡。把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建立在人民的痛苦和牺牲上,把所谓社会主义事业置之于人的生命之上;这既是斯大林模式的一个基础,也是导致他们生后出现政治反弹的重要原因。

  对于这两个国家来讲,政治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运行,都与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血腥政治密切相关。之后的一系列演变,事实上都是对这一基础的抗争和冲击。而出现转变的起点,则出于一个完全相同的原因,那就是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谢世使人们从恐惧中解脱出来。所以,我们把这两位领导人的逝世,看做是这两个社会发生转变的第一个关节点。有意思的是,他们两位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时间几乎一样,都将近27年。这当然是个巧合。

  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所作的“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的“大清洗”暴行。中共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揭露了毛泽东继续革命名义下的种种恶行。一个发生在1956年——斯大林逝世后的第3年,另一个发生在1981年——毛泽东逝世后的第5年。“报告”和“决议”,都涉及到对大规模政治镇压、政治恐怖的清算,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平反了成百上千万人的冤假错案。不同的是,苏联是20大之后开始平反冤假错案的,而中国则是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前(1981年),已经平反了相当部分冤假错案。但就平反冤假错案而言,在时间上非常相近,都在他们去世的三年左右。这是我们可以拿来比较的第二个关键点。而这一点,则是中苏两国改革最大看点,可以理解为斯大林、毛泽东时代终结的标志。其真实的含义应该理解为,现实需要政治拉开与斯大林、毛泽东的血腥暴力的距离,也可理解为洗刷政权的血腥痕迹。

   中苏改革都是体制内改革

  紧接其后的改革,两国的情况极为相似。赫鲁晓夫的新政策猛烈冲击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斯大林模式,打开了苏联社会主义改革的闸门,具有探索性和开创性。但是,由于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和总体的规划和科学的实验,(这是句屁话,我从维基百科上照抄来的。既然有了正确的理论、总体的规划和科学的实验为前提,探索性和开创性从何谈起?这和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有多少区别?)他未能从根本上打破斯大林模式。也有史学家认为,是赫鲁晓夫的改革,使得苏联社会重新焕发了活力,才有了后来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短暂繁荣。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打破了计划经济的桎梏,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道路。具有探索性和开创性。但是,由于是体制内的改革,受到维护计划体制势力的牵制,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他未能从根本上打破计划经济模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使得中国社会重新焕发了活力,才有了之后持续近20年的经济发展。

  两国的体制模式相似,弊端大同小异。锋芒所指也是大同小异,不外是经济、文化。由于都是体制内的改革,则以经济体制和社会生活的变革为主,政治体制触动不大,但总的趋势是相对宽松。而一党专制这类根本性问题则是避实就虚,留下了之后倒退的祸根。有意思的是,从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的“秘密报告”,到1964年被党内保守势力逼宫下台,他的改革历时8年,苏联由此进入勃列日涅夫时代。而中国从十一届六中全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到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历时也是8年。巧合还是天意?姑妄言之,这当然是题外话了!这是我们可以拿来比较的第三个关节点——其实是政治倒退起始点。

  对斯大林模式的冲击,首先来自于苏共内部的改革派,其标志是斯大林逝世后的第三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的“秘密报告”。报告揭露了斯大林在大清洗中的暴行,结束了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停止了苏联国内的大规模政治镇压,并在全国范围内平反了近千万人的冤假错案,释放了绝大多数古拉格中的政治犯。而苏联的知识分子也从斯大林时代的政治恐怖中获得解放,他在任期间,苏联的政治气候空前宽松,索尔仁尼琴等作家得以公开出版作品,苏联逐渐变为“正常社会”。

  赫鲁晓夫对普通群众开放克林姆林宫,并取消了中央领导的“特殊供给”和官僚干部的各种特权以及“特殊津贴”,深得民心,但也招致官员不满。他的自由化政策更为斯大林时代的既得利益者所痛恨。他的领导风格虽然被很多人认为是充满活力,但也被另一些人认为是激进冒险。有人说他是“鲁莽的改革家”。

  赫鲁晓夫尝试对苏联的经济,特别是农业进行改革。他试图改变过分集中的农业管理体制,扩大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自主权;削减农业税,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大规模开垦荒地和种植玉米。 赫鲁晓夫还对工业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扩大了地方权力,但没有使企业获得独立自主的经济地位。但这实质上还是体制内的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走出斯大林模式的基本构架。作为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他的对外政策仍然导致美苏核对抗,他是第二次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等事件的主要策划者。但他主张东西方缓和,以避免核战争。对外主张“三和路线”,即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过渡。这是他与斯大林血腥政治保持距离的重要证据,也是他和勃列日涅夫时代一个最根本的区别。

  反观中国,也是在毛泽东逝世后的2——4年内,完成了对毛的历史评价,结束了毛泽东时代。停止了国内的大规模政治动乱,恢复高考,知青安置,科学大会等一系列举措大得人心。并在全国范围内平反了海量的冤假错案,光是摘帽子的“地富反坏右”就有大约三千万人!其规模远远超出苏联。而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恐惧中获得解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日子里,中国的政治气候空前宽松,新老作家创作了大量作品,中国逐渐变为“正常社会”。

  毛泽东逝世之时,中国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所以中国改革的重心在经济也算顺理成章。而农业问题在当时已经是燃眉之急,于是就有了四川、安徽的家庭联产承包制。突破了“一大二公”、“大锅饭”的旧体制,取消了人民公社,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在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五年间,粮食的增幅达到中共建国以来的最高峰。建立了经济特区,引入国外资本;鼓励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最终把改革引向了城市。 并做了政企分开,权力下放一类的尝试。而这些都和苏共20大以后的改革具有可比性。当然,这种可比性是对进程而言,绝非是对措施的高低而论。

  虽然邓小平采取不争论的策略,回避了姓社姓资这类的意识形态争论,取得了经济建设很大的发展;但对于“党天下”这类根本性的问题的回避,政治体制改革不但没有提到日程上,反而以“反自由化”一类的口实,维持或强化了旧有的政治体制,给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和维护者留下了足以施展的空间。以至在这股势力的压力下,不得不自断其臂,最终引发了一场政治悲剧。若非他在1992年南巡讲话,这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未必就能保住。至于之后近20年的经济能否持续发展,也是一个未定之天。

   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特征是“悄悄地回到斯大林主义”

  所谓斯大林主义不是指高度集中的政治和计划经济体制,而是特指斯大林所建立的独裁专制的思想体系以及暴力政策;即对国内的任何反对派——包括农民、知识分子的“肃清”镇压,将各国共产党置于苏共的控制下,限制其自主活动。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血腥暴力政治部分。

  随着勃列日涅夫的上台,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时代开始了。他前后执政18年,在苏联历史上仅次于斯大林。勃列日涅夫时代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18年,也是苏联对外扩张、苏美对峙的18年。苏联超级大国的国际地位是在他执政期间建立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时代是苏联充满动荡的历史上一个少有的 “稳定”时代,其间没有发生过任何值得一提的社会动乱。然而,就是这个表面繁荣的时代,隐含了种种危机,积累了无数矛盾,这些矛盾与危机在八十年代末期总爆发,最终导致苏联在勃列日涅夫去世后不到十年时间分崩离析。

  提到勃列日涅夫,人们往往把他和他那个时代与停滞联系在一起。但最有资格与这个时代联系在一起的,应该是政治倒退、官僚专政、保守僵化、腐败奢侈、结党营私这类词汇。如果是指经济上的停滞,则应该指勃列日涅夫时代后期,而不是说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经济从来就是停滞不前的。

  根据联合国统计局发表的世界工业指数,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期,尤其是进入80年代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发展速度大大下降了,但是,苏联工业发展速度仍不亚于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经济实力相当于美国的2/3,居世界第二位,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在世界上排在20位左右。就经济而言,从赫鲁晓夫时代的改革发展,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后期的停滞,问题的关键不在增长率,而在产业结构。结构问题是指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使苏联在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耗费大量财力,给经济发展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而军备竞赛的目的所在,恰好是走斯大林主义对外扩张老路。冷战时期所谓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对苏联来说不过是维护它二战利益格局的说辞。在社会主义的幌子下的“有限主权论”——实质是掌控各国共产党,限制其自主活动,苏联才能够在这个“大家庭”里横行霸道,名正言顺的出兵镇压“布拉格之春”。而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则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一个标志,标志着苏共是不能和斯大林的血腥暴力政治划清界限的。

  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悄悄的回到斯大林主义,恢复斯大林时代的政策。他下令停止对冤、假、错案的平反,停止对于斯大林的批判,苏联重新回到斯大林体制。极权体制强化了苏共在意识形态、司法权力、经济命脉的垄断地位,使苏共继续专苏联人民的政;巩固加强了干部的特权制,奢靡之风泛滥成灾,贪污腐败猖獗一时,苏共干部拉帮结派,官僚利益集团公开化;纵容官僚集团及其家属把持经济资源,鲸吞社会财富,造成了官民之间的严重对立;控制宣传机器,打压不同政见者,关进监狱和疯人院,或者干脆将其驱逐出境,流亡海外。这其实就是对内“肃清”镇压,是斯大林主义独裁专制的老路。

   我们这20年特征是逐步回到毛泽东政治模式

  用勃列日涅夫时代来比照我们这20年,其中的相似之处太多。我们这20年也可称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20年,是中国对外开放,贸易顺差的2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的经济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20年是中国充满动荡的历史上一个少有的 “稳定”的时代,其间也没有发生过重大的社会动乱。然而,这个表面繁荣的20年,是不是也隐含了种种危机,积累了无数矛盾?如果同样存在类似的矛盾与危机,它们会在什么时候总爆发?最终会不会导致类似苏联那样的分崩离析?

  其实最有资格与这个20年联系在一起的,应该是政治倒退、利益集团、贪污腐败、贫富不均这类词汇。以89风波为标志,标志着我们已经不再顾忌与毛泽东血腥政治的联系,并逐步地回到毛泽东政治模式上。并以反和平演变、反西方敌对势力、维持稳定为由,加大、加快对暴力机器的投入,扩张速度和规模超过毛泽东时期。而国内对舆论的控制,对异议人士的打压,国有企业垄断地位的加强,超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8年的任何时期。这种模式下的经济增长,离不开垄断把持,离不开强制和血腥。那些外表光鲜的GDP增长,那些辉煌灿烂的外汇储备;背后有多少失地农民的悲惨?有多少血汗工厂民工的艰辛?有多少下岗工人的辛酸?有多少被强拆市民的眼泪?所谓中国模式的经济增长,就是以这种苛政、恶政绑架社会、挟持公众为前提,盘剥社会,鱼肉百姓得来的。

  这20年政府从农民手上拿走了多少土地?这些土地贡献了多少GDP?这是一笔谁也算不清的糊涂账。根据农业部范小建在2006年3月提供的数据,从1996年到2004年,平均每年减少1425万亩。2004年种过耕地减少1200万亩,加上历史漏报的因素,全年总计减少1400万亩。而国土资源部提供的数据则是:2003年全国耕地减少了3806.1万亩。两个权威部门的数据相互矛盾,我们无法知道真相。即使按照农业部平均每年减少1425万亩耕地保守的说法,20年总共从农民手里拿走了土地近3亿亩!用于城区扩容、修路、建工厂和开发区,这笔土地以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买”走,中间被政府汲取了将近20万亿的利益! 以2008年全国财政收入6万亿元计,每年土地收入接近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由此可知土地财政、暴力拆迁、房价居高不下的秘密。由土地拉动房地产创造的GDP,知道了经济“繁荣”与全球最大的地主买卖土地的关系。

  而在经济高增长的情况下,民生问题、分配问题又是如何呢?我们不妨看看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的《亚洲的分配不均》的研究报告。在22个纳入亚行研究范围的国家中,中国的贫富差距成为亚洲之冠。在衡量分配不平等的两个常见指标中,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与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的比率,中国是11倍,高出其他国家一大截;基尼系数,2004年中国的数值是0.4725,仅比尼泊尔的0.4730略低,远远高于印度、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亚行指出,从1993到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407扩大到0.4725,己达到拉丁美洲的平均水平。有学者指出,这个0.4725是有隐瞒的,实际的数据已经超过这个水平。我手上没有最新的数据,但可以肯定地讲,这几年的情况并没有改善,而是继续恶化。

   就经济而言,繁荣不过是建立在少数人的把持,国有企业垄断地位加强,私营企业衰退的基础上;是建立在对公众无休止地剥夺、圈地、强拆的基础上。在几亿人贫困的状况下,那个增长的GDP和高速增长的财政收入说明什么?说明对民脂民膏的榨取更残酷!弱势群体更贫困!因为GDP的增长、政府的财政收入与他们并无多大关系。各级政府把持社会资源,垄断经济命脉是当今中国最大的不公。贫富悬殊的两个板块,恰好是官方垄断企业和血汗工厂、西部农村、失业和失地的人们所构成。(而那些以寻租或腐败所吞噬的社会财富,属于非法所得,两极分化并没有包含这层意义上的问题。)正是这样一个背景,人们对公务员的招收趋之若骛,国有垄断企业的招聘门庭若市。原来中共已经成为垄断企业的最大的老板,而所谓各级政府的公务员,其实就是这家靠国家机器保护的垄断集团的雇员。知道这个事实,就理解为什么这几年,政府机构说是改革了,结果不是缩小了,而是变大了。不是大了一点,而是大了几倍。

   一个无监管、权力无限、扩张无度的政权模式,一个政党把持社会资源的垄断模式,是经济繁荣还是政治倒退?结论不言而喻。对于各级政府官员来说,不是不清楚这个事实,而是利益所致,揣着明白装糊涂。天下为公,执政为民,话一句尔,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才是他们的人生准则。于是就有国有中央企业老总年薪高达几千万万的“合法收入”,和血汗工厂拼死拼命一年未必能挣到1万元的活命钱。如果和下岗工人的低保收入,和失地农民的可怜的补偿两相对照,那更没有任何可比性。

   而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没有血腥暴力为支撑,有可能吗?以暴力血腥为基础的经济模式,说穿了就是掠夺他人的强盗模式,掠夺者的暴富和被剥夺者的贫困也就是必然的了。其实,中国这60年的经济模式,血腥暴力始终如影随形。土改、对资改造、大炼钢铁、食堂化、大饥荒……,哪一次离开暴力工具,离开了血腥?而这种暴力模式,同样在今天一幕幕地上演着。从暴力拆迁和暴力圈地,这种方式我们从50年代看到今天。你看那些暴力“执法”的各色人员,就不能不联想起当年那些征粮队的嘴脸:一样的横行霸道,一样的无法无天。至于“国进民退”,加强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不过是毛泽东政治模式的必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我们的结果会比勃列日涅夫时代好吗?

   苏联是从超级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走向解体的。对于苏联的解体的原因众说纷纭,归结到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停滞”便是其中之一。但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现任俄共总书记久加诺夫认为,苏联解体、苏共丧失政权的最主要原因是,在长期一党专政的制度下,实行了“三垄断”:“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资源与经济利益的经济制度。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导致稍有不同于官方的意见,就会被认为是异端邪说,就动用专政工具整肃、镇压,或投入监狱,或关进疯人院,或驱逐出国、剥夺公民权利;垄断了权力,使得苏共及其领导人的权力凌驾于政府和法律之上,出现了一个脱离人民的官僚特权阶级;垄断了资源和经济利益,使得社会经济生活缺乏活力,大量资源被用于军事工业,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对苏共的不满日益增加。”他虽然指出了问题的关键,但他同时也回避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暴力和谎言。没有暴力为基础,没有谎言的支撑,这个“三垄断”谁能做到?

  只有在这“三垄断”的前提下,才可能有官僚集团的奢侈和腐败;只有在暴力镇压的基础上,苏联社会才会出现了普遍的苦闷、彷徨和冷漠情绪,“这是最后一天”的末日心态才会出现在每个人的心头。怠工、酗酒、劳动纪律松懈日益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酗酒成为社会一大公害,到八十年代初,全苏有三分之一的成年公民处于经常性的烂醉如泥的状态下,因为酗酒导致的事故、伤亡和暴力事件直线上升,社会治安状况大大恶化。而这一切,恰好是苏联解体最直接的社会原因。

  从经济体制上讲,勃列日涅夫基本上与赫鲁晓夫没有太大的差别,真正的差别恰好在斯大林问题上。赫鲁晓夫是扔掉或远离斯大林这把刀子,而勃列日涅夫则是重新捡起这把刀子。毛泽东把斯大林模式的核心看的明白,斯大林主义说到底,就是恐吓社会,挟持公众的的一把刀子。所谓夺取政权靠的是枪杆子、笔杆子,巩固政权还是靠的这两杆子,不过是对斯大林主义的毛式解读。对嗜血者来说,这两杆子成为政治和经济的根本要素之时,斯大林模式自有他血腥的魅力。当勃列日涅夫捡起斯大林主义这把刀子之时,他万万没有想到,在他去世后的不到十年,苏联解体了。而我们今天不但把斯大林主义这把刀子捡起,还磨刀霍霍地恐吓社会,恐吓公民。在打压、监禁、钳制言论的社会里,在权贵资本疯狂地掠夺社会时,中国社会岂止是苦闷、彷徨和冷漠情绪,而是愤怒到了极点!不然怎么会有以死相抗?怎么会有“草泥马”?当人民对一个政权连讥讽、诅咒都不屑,而是给你一个最鄙视的粗口,一个最粗野的手势,或是采取极端的行动之时,还有谁会认为我们走出这样的时代很远呢?还有谁会相信我们的结局会比勃列日涅夫时代更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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