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改革迫在眉睫

作者 马不休

       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3月5日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们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领域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全面改革首先要从法治发展的现状谈起。法律发挥社会生活的调整功能,应当通过确立法的超然的社会地位而保持其稳定性,不能任由执法者随意变通和自由收放,成为权谋的工具。而现阶段法治现状已经使经济社会发展进入狭窄的瓶颈, 相当一部分调整具体社会秩序的法律工具化现象十分明显,法律本来应有的调整功能越来越弱。立法机关不顾社会多方利益诉求和现实的存在,在理想化的意识形态的主导下一方面颁布了很多道德标准极高的法律,另一方面却并不在现实管理中运用这些法律做统一的度量。而是将其悬而不用,尽量放宽对社会活动的约束,释放社会能量,营造社会繁荣,尤其是经济繁荣。法律成为不同利益体之间进行权术比拼的工具和手段,或者最高当局对可能影响全局的个案进行肃清的手段。举例说,税法调整的税收征收行为,高税负使得偷逃税款成为普遍现象,而税管当局并不急于全面打击,似乎有意预留出弹性的空间。当纳税人有“其它不合作行为”,而在法律框架内有无法追究时,税法就成为一种要挟手段。这里所谓的“其它不合作行为”往往是一些正当权利诉求及个人自由的伸张。此时的税法彻底成为权谋的握柄,失去了普遍约束功能。同样在反腐败领域,当收受贿赂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公款吃喝和公车私用已经是公权利运行常态的时候,法律却宣布所有这些行为是应当惩罚的;同样地,当一些城市的妓院比厕所都多时,法律却认定卖淫为非法;当所有的摩托车都没有牌照时,法律却规定机动车必须登记发放牌照;当小产权房遍地开花时,法律却规定无产权证明的房地产是违法建筑。如此等等都为权谋留下了巨大的操作空间。执法的权谋化的后果是什么呢?法律的公信力下降是当然结果,但在专制社会这并不能直接产生政权的崩溃。专政统治本身的存在逻辑就是权谋,拉大旗,做虎皮,丛林规则,胜者通吃,构成了专政社会的基本面。问题是,根植于农业社会的专政体制在工业化为主导的现代经济社会中能走多远。以法治为前提,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形式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模式,其在大多数国家的存在已经是没有争议的事实。那么如何解释中国在没有建立法治社会的制度框架下实现了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呢?原因要从两方面分析:一是对外开放的结果。以欧美日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经济体已经发展到十分成熟的阶段,任何一个经济体只要进入这个体系,打开大门,放开约束,就能分享巨大的经济份额。就象一个沉在水中的空木桶,只要打开一个缺口,水就会自然地充满木桶。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发,就象是给木桶开了个口,大量的以消耗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投入为推动力的制造业疯狂的占据了西方发达国家因技术革命而逐渐淘汰落后产能所形成的市场空白。大量的低端制造业因为成本优势在短时间内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二是内部“改革”的结果。我们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其实就是制度上的松绑。在发展经济过程中,不管违法不违法,只要不触及政权,大可放心尝试,所谓“白猫黑猫论”、“摸着石头过河论”、“发展才是硬道理”都在公开鼓励突破规则,大胆探索。既然以GDP论英雄,以政绩论成败,以“经济工作为中心”,其它的都应该让路,经济哪有上不去的道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松了绑,但基本制度并没有改变,各种宏观意义上的法律、政策、原则都依然有效,只是被搁置一边,供奉起来。“人民民主专政”、“四项基本原则”、“共产主义理想”都被悬在高处。实践则被偏离原教旨的各种“初级阶段理论”、“三个代表理论”、“科学发展理论”等能促进经济发展的各种理论进行功利性的注释,以保证经济发展更多的遵循经济规律而不过分被意识形态左右。然而,30年的经济增长,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粗放式发展积累起来的各种社会矛盾却被粉饰。贫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公,道德沦丧,拜金思想统治社会方方面面,这些短期内不发生作用的危机都被经济高速增长所掩蔽。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种粗放式的经济发展能持续多久?2009年的金融危机似乎已经过去,中国政府又一次成功地通过4万亿投资把经济拉回到正轨上。但是,毫无疑问,宽松的货币政策形成的通货膨胀,已经不是什么隐忧,而是现实的威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必须依赖更有活力、更持久的刺激因素才能维持。出口市场已经饱和,30年改革开放已经把全球市场预留给我们的低端制造业出口份额填满;政府主导的,通过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因可能出现产能过剩而使得政府必须适度控制投资,收紧货币政策。除去投资和出口,就剩下扩大内需了。扩大内需就是让国内消费者有钱花,敢花钱。把钱分给老百姓是最简单的做法,在许多经济发达地区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直接给民众发钱。09年经济危机期间香港、台湾、日本等国都使用过。但是,特殊的治理体制决定了它在中国大陆不可能实现!在社会财富不变的前提下,财富转向了民间,政府可控制的财力就会减少,而政权的有效运行过度依赖高近高出的财政政策和对国有经济的绝对控制。如果没有了钱,政府什么事也办不成,上至宏观经济调控,下至群体事件的处置,中国政府解决各种棘手问题的撒手锏就是“砸钱”!所谓“藏富于民”只是说说而已,近年来在医疗改革中的重回政府主导,所有制结构中的“国进民退”,都是对这种治理体制的有力注解。即便是投资和出口进一步推高经济总量,政府也不会将钱分给老百姓,保持多数老百姓停留在温饱状态实际上是保证低廉劳动力供应的前提,百姓有了钱,不会千里迢迢、背井离乡去延续那个靠低端制造业创造的神话,百姓有了钱在政治上不会那么合作,会产生更多的权利上的诉求,原有的平衡就会被打破。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主张把80万亿国有资产以“国民权益基金”的方式分配给每个老百姓,不管大人小孩,每人六万块,而且可以上市交易。我更愿意把陈教授的主张理解为一个善良的阴谋,毫无疑问,这个方案实施之时,就是现政权崩塌之日。执政当局如果失去了对庞大的社会财富的控制,随即就会丧失对整个社会的控制。那么,不给老百姓钱,怎么扩大内需?如何刺激消费?消费上不去,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上升,社会同样不稳定。这个二律背反的矛盾是悬在执政当局头顶的一把利剑,时时威胁着政权的稳定。怎么办?执政当局是时候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了。在运动中求变革,在变革中求生存是唯一的选择。在经济发展还有一定的空间,社会矛盾尚处潜伏状态的特殊时期,积极主动地推进各项改革是必然的选择,温家宝总理“全面改革”的提出或是一个新的开端,下一步就是如何践行全面改革的问题。前述社会经济问题的存在,不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政府机构早已察觉,近
来不厌其烦的强调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第三产业,发展创新型经济,转变增长模式,这些都是些说了十几年的老调子,为什么没有实际进展,原因就在没有全面改革!第三产业也好,创新型经济发展模式也好,都严重依赖健康的法治环境。换句话说,没有基本是制度变革,建立法治社会,所谓的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都是一些空话。不论在技术层面做多大的努力,都将事倍功半,无法解决基本矛盾,甚至错失改革的机会,最终把政权逼进死胡同。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所依赖的基础科学的投入,知识产权保护,信用体系的培植,人口自由流动,私有财产的保护,公平社会的建立,甚至公民意识的培养,信仰的自由等等,都以建立法治社会为前提。而法治的标志,如代议制、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宪法至上都应当得到循序渐进的推进,起码要大胆的迈开步子。温家宝总理提出的: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特别是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让广大群众更好地参与管理基层公共事务。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行政。进一步健全法制,特别要重视那些规范和监督权力运行的法律制度建设。创新政府立法工作的方法和机制,扩大立法工作的公众参与。我更愿意理解为一个新的开端而不能仅停留在文件中,要有确实的制度变革来实现。光打雷,不下雨,老百姓会失去耐心,执政当局会错失机会。只有实实在在一点一点的变革,把积累的矛盾一点点释放出来,才不至于把双方都逼到雨死网破的境地。也不至于给国外势力有可乘之机,付出更大的成本,全面改革刻不容缓,这是考验执政当局智慧的关键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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