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夫:访台归来 民国屐痕

2010-3-18


 再过两天才是立春,此际的台北已经和风煦然了。宋朝词人周邦彦形容的——正单衣试酒,怅客里、光阴虚掷——仿佛正是眼前我的况味。确确乎是一袭青衫,我竟然就闯到了基隆河畔的忠烈祠。

  出发时还很晴好的天空,忽然间暮雨飘潇起来。我拄着一柄民国式样的弯把黑布长伞,穆然伫立于沾衣欲湿的细雨中;当我仰望大书“成仁、取义”的庄严牌坊时,台北冬季的雨,瞬间沁湿了眼底。这些海峡上空聚合的水分,似乎天然如泪一般咸苦。就这样噙着雨痕,我万里渡来,偏要参拜这一座久仰的祭坛了。

  台北忠烈祠是追祀为民国殉难忠臣烈士之祠庙,始建于1969年,由蒋公亲笔榜书。正殿及两边配殿层叠树立着密集的神位,有名有姓的享祭者凡49万余人。从黄花岗烈士到金门海战之逝者,以死亡的群像展示着民国百年的沥血之路。仅仅抗日战争八年,民国折损的将官竟达两百余名【而中共抗日牺牲的将官唯左权一人】。整个二战的盟军战场,可以肯定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曾经付出过如此惨烈的代价。尤可哀者,更多百战生还的抗日将士,最终却死于内战烽火。至今他们没有得到大陆祖国和同胞应有的尊重,这个祠庙也仍旧是陆客观光团所要绕开的禁地。

  我独自凭吊在空旷的殿堂中,仿佛置身于漫无边际的坟地。那些早就在史书上熟悉的名字,渐次涌入回潮的眼眶;一个世纪的亡魂似乎仍然列阵于战火未尽的云天,在等待我这个晚辈前来追问和祭奠。

  我来到管理处【他们仍叫指挥部】查询我外祖父的信息。他们一番殷勤检索,最后总指挥亲自出来敬茶,愧疚地告诉我——有这个名字,但是没有籍贯没有死亡详情。为了表示歉意,他非要送我两幅照片,是每年春秋两次祭典的神圣仪式。最后,一个老者执意要在雨中送我出门,他无限感伤地说——近七百万人的死亡,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搜集齐全。

  外祖父于我,只是生命源头之一。他在我外婆之后,另娶新妇为他生育了两个儿子——论辈分血缘,算是家慈的异母弟弟,是我不知下落的舅舅。外祖被击毙于鄂西道上之后,他的一个旧部竟然带着他的长子【我该唤作大舅】,万里硝烟中辗转撤退到了台湾。这要怎样的古风高义,才能如此艰难地拯救同袍遗孤啊。而留在内地的小舅,则和他的母亲一起承担着匪属的待遇。我能从前辈族人那里获得的仅有信息便是——大舅成长为彼岛的高级军官,小舅沦落为此岸的下岗工人。因为吾母的原因,我们与他们素无联系,甚至不知道名字。

  看过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就知道那一年是民国的劫数,是民族的报应;是海峡般宽阔的伤口,是我们至今难以超越的苦难,至今未能弥合改变的命运。

  二

  我还在垂髫之时便知道了“水深火热”的台湾,便会唱——要让太阳的光辉,照耀在台湾岛上。那时,台湾是恐惧和灾难的渊薮,是无数家庭因之被祸的疫区。而在我的青春时代,台湾忽然又成了纸醉金迷的宝窟,台胞台属台商成了政府巴结优抚的对象。从敌视国民党转移到敌视民进党,从要解放台湾人民到坚决反对台湾全民公决。我在时代的急剧演变中,永远跟不上政府对台的脚步。

  我一直以为,台湾与我没有任何关系,它就像我那也算同文同种的大舅一样,他的荣辱沉浮与我八不相干。两岸本质上就像各自分家立灶的兄弟,你穷的时候想去解放他,你富的时候想去收编他——这样的主意好是好,但当弟弟弱弱地问一句家长的位置能否由全体家人选举轮流坐时,你就不肯答应——于是这就成了统一祖国的真正问题。

  我自诩是爱国中年,爱到宁肯在祖国坐牢,也不去异邦避难。因为同意台湾是中国【非党国】难以分割的一部分,因此我也爱台湾。“中国”不是国号,只是华夏文化江山的一个泛称。两岸皆是中国,只是一个庙号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个庙号叫中华民国。前者刚过花甲,后者即届百岁。论年齿,后者是兄;论祖田,前者为大。后者视前者为窃国,前者视后者为割据。彼此时打时和,却依旧各奉各的正朔——这样的“一个中国”,算是二战结束后的一个特殊遗产,更是人类政治格局的最后一道奇观。

  我当然支持统一,至少人民自由出入无需经过海关。至于统一的条件,也很简单——重返重庆谈判。六十五年前,中共的开山祖师们开出的和平建国大纲,在我看来,仍旧是放诸四海皆准的最佳条款。更何况其中的多数条款,至今依旧还写在各自的宪法上——比如出版言论自由等等,只是需要真正落实而已。彼岛已经完成从军政到宪政的历程,接受这些条款应该再不会像当年那么困难。此岸的接班人依旧扛着共产党的旗帜,理论上不应该背叛祖宗成法。如此则统一祖国何难?这样更无需各自再修几百万亡灵的忠烈祠,那才叫开万世之太平啊。可是,两岸的政党领袖们,究竟想要的是怎样的维稳和偏安,实在是天心难问。

  三

  就这样带着一本书,我像穿越时空隧道一样,从中国的共和国走进了中国的民国。从桃园机场到台北腹心,感觉也就像从莆田到泉州,像从今天回到九十年代。山河人物,皆无异样;礼俗谈吐,俱如中原遗韵,无一处不显得名门正派字正腔圆。

  台北几乎从来就没有追求过国际大都市的虚张格局,尽管它也有迪拜塔之前的亚洲第一高楼,但是它依旧显得十分古旧。街道很窄,巷陌密集,楼房多数不新不高更不珠光宝气。满街多是轻型摩托飞驰,几乎看不见警察,但是人车却能井然有序地尊重红绿灯。地面很老,看不见任何一点烟头垃圾痰迹,也没有带着袖箍的男女扫地或者罚款。这种古旧,像一个家道中落的老派贵族,低调而有教养地严守着规矩。即便是一领旧衣,穿出去依旧熨烫着折痕。

  入夜的台北仿佛才真正回到民国,有着书卷中曾经熟悉的那份娴静与繁华。独自徜徉于那些南洋建筑风格的骑楼之下,张望着悬满街头的霓虹繁体字,有着突然置身三十年代上海滩的幻觉。这是一种被历史打断过的炎黄贵气,现世的荣华中一点也不闹热,没有浮夸的措大嘴脸。似乎春明上河的市井就该有这样一份静好,十分的风流蕴藉却都又显得像国画中的金碧山水——美在那半吐半露之间。

  冬季到台北,看雨的多是断肠人。撑一把伞小驻檐下,看台北的女人鱼群般飘过,那是你对民国最初的惊艳。问路抑或搭讪,会邂逅没有张皇迟疑的微笑;那近似吴侬软语的国语,透着从容自重和良善。大陆人道听途说的多是槟榔妹,那也只是台南才有的乡韵。且人家的露背露脐还只为兜售新采的鲜果,而非推销你假想的俗艳。

  近乎古肆的街角,斜搭了一处玻璃房,宽仅容膝一般。橱窗上零落着一些手工挂件饰品,散发出唐宋明清一样的雅致。女主人独自在几上编织她的黄昏,我擅自入座旁观。结绳缀玉的古老技艺,复活在她的芊芊十指上。笑是莞尔的,清浅且清纯,全无主顾来也的强作欢颜。问罢,只是低声叹一句——工艺美院毕业的,哎,沦落街头了——那一声哎,似乎道尽了沧桑。听我口音,知是陆客,便多了几句讯问。然后我走,复低头缀网劳蛛。前人说:道心如恒,无送无迎。指的约略便是这样的淡定。

  奇迹是三天后我忽然接到宾馆总机的电话,说是有两位女子在大堂请我下去。讶然见到的竟然是她,手上拿着拙著说要签名。她说偶然听电台对我的访谈,辨出我就是那个薄暮的访客;好奇便买了我的书,遂读出了她的眼泪。然后便打听我的行止,竟然还能找见。之后她拿出精致的工艺盒,是她手刻的一方虎印,用精致的珠带连在一匹玉马上。她看书知道今年是我的本命年,说佩玉挂印可以驱邪魔。我知道那枚青玉价值不菲,却之又不恭,只好腆然收下。问罢芳名,原来竟然是本家姓氏。心底便认下了这个隔着海涯失散多年的妹妹,想象未来的两岸烽烟销尽之后,再喊她回家吃饭吧。

  四

  我是书商出身,参加过北京多次国际书展。在一个民间无权自由注册出版社的国度,其书展典礼却一定是富丽堂皇的。就像朝鲜的阅兵大典,其伟大庄严盛况肯定让世界侧目。每年的北京书展,哪怕去一个主管真理的常委,那通常都要清场警戒,驱逐走众多的读者观众,留下配合台词的群众演员。

  然而台北的国际书展,相形之下似乎确属寒碜。尽管开场大典每次皆由民国总统出席颁奖,那依然是没有鼓乐礼花,更没有整齐着装的孩子们献花致敬夹道歌舞。会场就设在展台中间,很小的开放式空间,只留下几十个贵宾座位,并不组织观众陪坐。开会前来了十来个便衣内卫安检,然后副总统萧万长先生就登场了【马英九先生出访在外】。起立和掌声都是礼节,行政院长出身的他自然不用讲稿,也不用一句一顿煞有介事地等待被掌声打断。祝贺、颁奖、照相,然后还自费买几本书走人,民国风习就这么简约有致。握着我这个所谓的第一个外省获奖者的手时,也不作秀托我问候大陆同胞;也许他知道就算托我了,我也没资格传达出去。更重要的是,在民主时代的台湾,执政者对大陆的亲疏态度,都可能引发蓝绿两系选民的非议。他们即便贵为领袖,却一样要向选民拜票。

  今年书展的主宾国是法国,他们也有文化部官员出席。也许因为他们国内没有异议作家,因此没有发生退席抗议风波。参展的有五十几个国家,大陆没有官方代表团赴展,但是也有一些我认识的编辑去商谈版权合作。大陆主流作家的书在台出版的并不少,此次被邀请赴台的,自然还有几位真正知名的大家。

  开幕式上我还邂逅了老朋友贝岭,这个去年惹起法兰克福书展退席风波的哥们,依旧长发披肩一身异服。由于这次没有大陆领导退席,于是我也不用抗议他的出现而拒绝领奖。然后我们纪念十年未见而合影,有记者拍下拿去发在了报上。此前我并不清楚祖国为何不许他回家吃饭,后来我才知道他参与发起了独立中文笔会。这个笔会显然被当局视为非法组织,也因此所有参与其事的朋友皆遭打压。我是一个极端的独行客,平生只论友道不守约束,于是无门无派只好单打独斗。但对所有反极权的江湖山头皆保持敬意,对所有的助纣为虐者皆坚持鄙夷。台北有高僧讲法曰——这个世界如果没有是非,那就一定会有报应。信哉此言。

  书展上有个最小的柜台,名为一人出版社。拙著也陈列在那,于是我和那个摊主小青年有了交流。他是80后的孩子,留学英国归来,不愿打工就去注册了个一人出版社。确确乎该社就他一人。自己买版权自己翻译自己设计,然后就交给中盘发行商。他对我的书商经验非常推崇,我说在大陆出书,我得先花两万元买书号。你就节约这笔费用也能赚钱,况乎你们还没有选题审查不批一说。

  对台湾青年来说,他们真难理解大陆为何不许个体注册出版社。因为台湾也有法律规定不许出版的书,谁违法出版了再去追究惩罚即可,何必事先取缔民间权利,更何须采行书刊审查制度。就像法律不能因为刀具可以杀人,就彻底取缔乡村铁匠铺一样。对这样的疑难杂症,我还确实没法向他解释清楚。因为即便在蒋介石的戒严时代,出版反书要坐牢,但是出版社你还是可以申办的。

  我接触好些位台湾青年,他们都羡慕大陆经济繁荣,也渴望进入大陆市场发展。关于台独话题,他们多以为可以认同一个大中国,看重同文同种的渊源。但是究竟怎样统一,这是他们开始关心的话题。我抽样调查——假设现在让你转变户籍,在大陆你可以拿到三倍于台湾的收入,你愿选择转变吗?他们摇头说——如果还有网络限制,那还是留在岛上吧。

  这是在民国长大的孩子,看来与共和国奶大的孩子思维确实不太一样。

  五

  中正纪念堂和国父纪念馆在同一条大街的两头,平衡着这座城市的风水。一般来说,大陆的官方考察团或公职人员,旅行团规定是不许去中正纪念堂的。即便那里已经被陈水扁改名为自由广场了,那也还是不能去拜谒,因为大堂上还是端坐着蒋公的铜像。但对于国父孙中山,那两岸皆还保持尊重。因为蒋与毛,本质上都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对这个发明了一党独裁、领袖独大的政治制度的革命家,他们都愿自认为是衣钵传人。

  中正纪念堂前的自由广场算是台北最大的公共空间,原来牌坊上的匾额是“大中至正”四个字。陈水扁时代为了去蒋化,换上了“自由广场”四字,于是所有的民间集会游行抗议之类活动,皆喜欢在这里举行。据说去年因为对政府救灾有看法,绿营组织了许多大学生在此静坐示威。马政府不以为忤,更不会调集军警坦克驱散。许多家长担心这些90后的孩子熬坏身体,纷纷前来在此埋锅造饭料理生活。结果气汹汹的集会渐变成假日野餐,大家玩闹够了还是自己收拾垃圾回去上课。

  群众集会学生罢课之类的事情,在民主社会就是个司空见惯的寻常琐事。下不暴力化,上不恐怖化,大家的意见透过媒体宣示出来,政府再去因应修订即可。只有我们这些在极权社会习惯了逆来顺受的类人孩,才会觉得对岸成天打打闹闹,仿佛一片乱局民不聊生似的,才会视民主为畏途;甚至才会喜滋滋地成天播放人家开会打架的镜头以为自家的赏心乐事。但凡稍有常识的皆应明白,人家开会扯皮皆由人家的媒体自由爆料;像此岸两会那种“一致通过”的成人游戏,才是人类真正的笑料。

  这两个纪念馆以及忠烈祠,皆有卫兵站岗。但是这些卫兵都只是定时表演换岗操典,全套正步玩枪的动作极具观赏性,是观光客的主要欣赏内容。在陈水扁执政时代,激进的绿营甚至去中正纪念堂内搞风筝展览,多数人觉得稍嫌过分,但也并不会引起厮杀。马英九上台后,也有蓝营群众主张恢复“大中至正”的题匾,但聪明的马府不想再度引起两营纷争,以换匾需要破费40万为由,谢绝了这些涉嫌意识形态化的建议。所有进去参观的人,皆不受安检,无需寄存任何行李,也可自由拍照。甚至可以故意去逗那些一脸严肃的机器人一般的卫兵,但是他们的训练使得他们绝对面无表情,这也成了一道奇特的景观。回想我们那些在毛公纪念堂排队的人,严格安检只许空手进出,被军警便衣高度警戒,就是这样还硬要热脸贴冷屁股,我们的人民那确实忠君忠得可爱。

  六

  我们这一代对真实台湾的最初了解,大抵多由文艺而来。从邓丽君的歌侯孝贤的电影,到郑愁予的诗白先勇的小说。是这样一些偷听盗版和传抄,使我们渐渐确知,在严密的高墙禁锢之外,在毫无人味的革命文艺之外,还有另外一些中国人在享受着另外一种温软生活,在抒写着另外一些明心见性的文字。

  澎湖湾基隆港都是随歌声一起飘来的地名,忠孝东路淡水湾从吉他的弦上延伸到我们的视角。一个海外孤悬的小岛,从罗大佑到周杰伦,润物有声地浸透着此岸两代人枯燥的心灵。尽管今日之台湾电影,似乎远不如大陆贺岁片的卖座;但是重温侯孝贤那些散文电影,依旧会让那些擅长法西斯盛典的导演相形见绌。

  《恋恋风尘》是侯孝贤早期的叙事,讲述一对青梅竹马的男女,打小并不自觉于所谓的爱情。后来一起去城市打工,女孩的妈托付阿远,“你要好好照顾阿云,不要让她变坏了,以后,好坏都是你的人”。——听着就温润的嘱托啊。阿远应征入伍了,阿云送给阿远的礼物是一千零九十六个写好自己地址姓名并贴好邮票的信封。结果是阿远退伍之前,阿云和天天送信的邮差结婚了。看这个电影,我常常想起沈从文的小说《阿金》,一样不可捉摸的命运,透出悲凉的黑色幽默。

  电影的外景选在基隆山下的小镇——九份;也因为这个电影,使这个寂寞无名的矿区,成为了今日台北郊野的旅游胜地。这是大陆旅游团不会光顾的地方,我决定去这一陌生所在,是因为陪我去的,竟然就是电影的男主角阿远的扮演者王晶文。

  晶文兄应与我同代,岁在中龄却依旧如当年剧中人一般纯净腼腆,不似我一般顽劣。一个当年的明星,重返他使之扬名的古镇,却丝毫没有一点我们所习见的张扬。说话轻言细语,低调得生怕惊动了那个曲折深巷。在那早已废弃的乡村影院断墙上,依旧悬挂着多年前那幅《恋恋风尘》的著名广告——他扛着一袋米挽着阿云行走在矿山的铁轨上。但是已经没有人还能认出,他就是那个不知将被命运之轨带向何方的青年了。看着曾经的俪影,他低语说那个演阿云的姑娘,后来去了海外。

  我很好奇于他这个当年电影科班出身且早早成名的男人,怎么不再继续活跃于影视的名利场上。他说我就像那个男主角一样,演完电影就去金门岛服役了——这是当年台湾每个大学生都要完成的一段使命。他在金门,爱上了运动和写作,于是成为了今天大报的体育记者,成为了一个远离镜头灯光的自行车漫游人。

  九份是日据时代的一个废弃的金矿开采区,至今仍保留着浓郁的殖民特色。沿山蜿蜒的小街,俯瞰着海市蜃楼一般的基隆港。家家门脸都在经营着各色点心和特产,一样的喧哗却有着迥异于内地古镇的干净。我们去一个挂着《恋恋风尘》景点招牌的茶肆吃茶,古旧的桌椅恬静的茶娘,木炭火上温着的陶壶咕噜着怀旧的氤氲。茶具和茶汤都那么好,只许一个好字似乎其他皆难以形容。

  没有人还能认出这就是当日少年,我们在两岸各自老去;我们隔着几十年的政治烽烟,艰难地走到一起温一壶中年的午后茶,像董桥所说那样沏几片乡愁,然后再迷失在海峡的茫茫之中。临别我说,我在云南的古镇茶肆,等你来骑车。我们多么渴望这是一个没有驱逐也不需签证的世界啊,我们这些大地上的漫游者,祖国的浪子,可以自由丈量自己的人生。

  七

  写作之外,我就像王朔笔下的人——一点正经没有。很多时候嬉皮笑脸,是我们在这个伪盛世的土地上的精神自慰。平生不爱正襟危坐的我,这次难免要面对一些媒体;很多大陆的亲友都为我提心吊胆,生怕出言不逊得罪自己的祖国,而遭逢冯正虎的待遇。

  台湾中广的胡忠信先生,是彼岛的文化名嘴。我们对坐在播音室打开话筒前,他善意地提醒我——他的节目对岸相关部门都是要收听的。我笑答没有关系,我对我的祖国没有恶意,即便尖牙利嘴,也无一不是为了投合当政者一再声称的民主口号。

  晚上在著名的鼎泰丰吃包子,前名记徐宗懋先生带着日本记者本田先生来作陪。二十年前的广场上,徐兄是前去采访的记者。那个著名的半夜,他的后背被流弹射穿,是那些善良的市民穿越火线,用板车拖着他狂奔医院,如此才大难不死。那一刻陪在他身边的另一台湾记者是阿渡,他们记下了那个板儿爷的名字,这个北京人成了他们终身的朋友。

  谈起他至今犹存的余痛,他淡然地说——我和你们不一样,对我而言,只是一个工作意外;就像任何一个战地记者,都有可能面对这样的事故。但是对你们而言,是骨肉深处的隐痛,我们远没有你们那种深刻。

  是的,那一刻我并未出现在广场,我的血也未曾浸透方砖,我为何要如此孜孜矻矻地计较那一段岁月呢?因为良知在暗夜生疼。也许罪错,任何一个政府都可能在某个时代犯下;就像《光荣与梦想》中的美国史,开篇记载的就是对示威者的镇压。再如台湾的二二八事件,那都是历史不能绕过的一篇。我们在自己的祖国,卑微得不敢要求追诉责任,只想不被抹杀血痕。在没有道歉的漫长岁月里,我们只能私下纪念。那些死难者既不是我的至亲也不是我的熟人,但他们是我的同胞,是一群和我一样对自己的国家心怀善意的好人。既然政府文告都改称风波或事件了,那就应该重新定义那些亡灵。

  但是就在昨天上午,成都一个因为在博客里撰文纪念那一年的好人谭君,却因此获刑五年。这个全国人民涕泪援助的灾区,主官们就能如此冷血,我再次感到彻骨心寒。在这样划时代的审判面前,我的天良告诉我——我必须在此供罪,如果纪念有罪,那我就是那个也在每年的忌日,一定要焚香遥祭的人。我不敢在谭先生面前,隐匿我的同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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