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怀念赵复三

2015年9月12日星期六
余英时:怀念赵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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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世不久的一位值得尊敬的人物就是今年7月15日在耶鲁大学附近的纽黑文逝世的赵复三先生,他是当时在共产党政权下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他最早是爱国基督教领袖,跟其他的佛教领袖和其他的天主教的领袖是齐名的。此外,他的英文很好,他的学问也不错,所以他又转入学术界,最后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做到副院长,在这以前他也是秘书长。
我认识赵复三先生是在1979年。那一年我们知道中共第一次派社会科学院的重要的学术领袖到美国来访问,其中有社会学家费孝通、文学批评家钱钟书、还有历史学家研究民国史的李欣,还有其他几位。这是一个重要的代表团, 第一次访问美国,在美国各大学重要的地方都停留了十天八天,引起了很大的重视,领导这个代表团的就是赵复三先生。

这个代表团是由我负责招待的,我在招待中才知道赵复三先生。我是第一次认识他,原来是党的领导,我何以知道呢?因为在耶鲁大学校长召集的一次大会上要开始致辞,这个致辞人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可是这个时候赵复三先生说希望钱钟书先生出来说话,钱钟书一再谦让,说应该是你说话不该我说。 由此可见,代表党的领导人在这个集团中间赵复三先生在暗中是领袖。但是,他很尊重钱钟书的学问,尤其是他的英文特别好,在这个场合之下,他就推让给钱钟书先生了。从这件事情和他们两人的谈话之间和后来跟他们的交往跟对话我知道他是整个代表团实际的领袖,虽然表面上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名义,换句话说不管到什么地方该做什么事都是由他决定的,所以他的重要性可以不言而喻。
1989年的六四使他整个改变了,他那时候已经64岁的人了。 那时候他是代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会议,他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在罗马开会的时候当众谴责中国政府开枪杀学生,这一举动当时震惊了整个欧洲。当然他自己从此就不能兼容于共产党 ,他就一个人留在欧洲到处流亡。所以他说那个事件是他重新做人的一个开端,早年我们知道他的背景其实是一个共产党所谓受过资本主义教育,就是现代文明教育的一种知识人,而这种知识人多半是尊重一些普世价值,比如说人权、自由、平等、民主,这都是他非常尊重的东西。
共产党领导人一度要他回中国,他坚决地拒绝。他的答复是非常有意思的,他说’绝不再整人,也不要别人整’ 。同时,最重要的是他要重新做人,他要真真实实地做一个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的 一种知识人。这样的一种知识人的风格可以说是从中西文化两个最精华的部分结合起来的。他在流亡的时候,在欧洲一两年然后又到美国来。虽然流亡,他从来不放弃工作,所以他在流亡期间不但写了很多的文章, 而且到处做演讲,也到过台湾也到过欧洲各地还到过加拿大,到处做演讲。 演讲的时候别人问他跑出来以后后悔不后悔?他说他绝不后悔,他觉得他真正地像一个人了。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爱国不只是眷恋桂林的山水,或者德州的烧鸡,而根本上是爱中国的广大的人民,爱中国文化的精髓’,就是道德价值,比如仁义礼智慧信这些道德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从小就受这种教育在心里,直到89岁过世。在这个二十多年中他受尽了一切苦难,但是他完全不在乎,完全心安理得。现在又有他的新文集在台湾出版,很重要。大家可以从这里面看出他的为人。我觉得象他这样的人在中国是非常少有的, 赵复三先生是我们的一个特别的榜样。我希望中国年青的知识人还有更多的人能够向他学习。

(RFA 根据作者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校)

音频网址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yuyingshi/yys-09112015134028.html/m0909-yyse.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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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再复:舍身外,守身内

赵复三
按:赵复三先生于2015年7月15日去世,特发此文以示怀念。

舍身外,守身内

八十年代末春夏之交的那次事件发生之后,大陆一些知识分子移居海外,其中的赵复三先生,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位。他真的可以称得上高级知识分子:学问好,人品好,又有广阔的胸怀。九十年代的前八年,他在美国Oklahoma大学担任教授,讲授比较宗教学,退休时学校授予”荣誉教授”称号。因为女儿的缘故,他离开北美后,便到比利时安度晚年。
赵复三先生为人谦和厚重,自己不事宣扬,也不喜欢他人宣扬。自售他售,都会使他食寝不安。到了海外,他更是处于幽居状态,极少交往。因此,很少人知道他的情况。我因为是他在社会科学院工作时的同事和朋友,便和他保持着联系,并把他寄给我的两则随想和笔记,加了题目擅自寄给《明报月刊》发表。幽居状态并非闲散状态,他在海外,一直把时间表排得紧紧,一页一页地从事翻译。他的英文水平之高,在国内时就很有名。那时他担任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主管外事,许多与他见过面的外国学者都啧啧赞叹。旅居海外后,他没有辜负自己的才能,从一九九一年开始,就着手翻译弗里德里希·赫伊尔(Friedrich Heer)的《欧洲思想史》(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Europe),因为只能在授课之余和假期中进行,因此,历时整整四年才完成。这之后,他又参与翻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和自译《西方人的激情》。后者共五百页,有许多心理学语汇,译起来比较困难,他曾计划用一百七十个工作日完成,不知脱稿了没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学者,不管世事浮沉与荣辱升迁,孤身面壁,如此孜孜不倦地朝夕耕作,真让我感动。
赵先生在国内时”地位”很高,不仅是副院长,还曾是常务副院长,头上戴着许多桂冠头街。事件发生时,他是参加联合国科教文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只因心灵上无法接受子弹和鲜血,他毅然舍弃一切,决定留居国外。一九九四年我在加拿大卑诗大学访问时,和林达光教授一起邀请他去作学术演讲,当时有人问:赵教授,你后悔八十年代末的选择吗?他立即回答:不后悔!我学习了四十年才能写下最后这一笔。其语言之决断和心灵状态之健康,又让我感动。
在温哥华相逢之后,我多次打电话给他。每次电话里听他叙说,都很高兴。有一次他谈到自己在海外的人生宗旨时,用了六个字加以概括,这就是”舍身外,守身内”。我一听便激动不已。用不着他的解释,我便知道”身外”与”身内”指的是什么。他已得到的身外之物,比别人更重更迷人更可炫耀于世,但他断然舍弃;他的身内之物,则是人性底层所生长起来的正直、诚实、慈悲、挚爱、崇尚真理等优秀品格与情操,这一切非坚守不可。他在《欧洲思想史》的译者前言中这样自白,翻译文学工作,”仿佛又把自己带回不知折腰事功利的求学时代”。不错,他除了守住道德的边界之外,还守住少年时代的天真与刚勇,在历史的混乱潮流中拯救出母亲赋予的那一份人间真情真性。他的翻译过程与写作过程,也正是自我修炼、自我守卫的过程。在修炼与守卫中,他赢得了良知的清白与精神的升华。这种看不见的身内之物才是无价之宝,它绝不是院长院士部长之类的桂冠可以比拟的。在一个聪明人争先恐后折腰求荣,夤缘求进的功利年代,我知道挺直灵魂喊出”舍身外,守身内”六个字的份量,所以特记录于自己的”手记”之中。

原载《明报月刊》二OOO年五月号

“捨身外守身內”是趙復三去國之後的堅守、也是他一生的堅守。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复三病逝

作为赵复三先生生前的友人,我们沉痛地哀告:在离开中国而无法再归故土的二十六年之后,赵复三先生因病于美国东部时间2015年7月15日上午十时二十分,执爱妻陈晓蔷女士之手在美国康涅狄格(Connecticut)州的养老医疗中心安详去世,享寿八十九岁。赵复三先生曾经说过:”从古到今,艰苦走过一生道路的人是很多的,艰难是客观存在,也只有在艰苦的磨练中,人的内在的质量才能放出光芒。”这也是他本人一生的真实写照。在长达二十六年流寓的晚年生活中,赵复三先生不计世事浮沉与荣辱得失,从未轻身而昧大义,诚乃天下事之可支拄者。他始终放心不下的是:中国文化的前途和中华民族的命运。赵复三先生这样一位终生热爱祖国的人,却最终未能叶落归根,埋骨异邦,这不仅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他所在时代的不幸。可以告慰的是,他将在安葬爱国志士容闳的康州雪松岭(Cedar Hill Cemetery)得到长眠安息。而赵先生”舍身外、守身内”的做人原则,则将道范长存,照耀千秋!
丁伟志,何方、宋以敏,邵东方、杜小亚谨启

赵复三小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复三任政协北京市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华圣公会牧师,北京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燕京协和神学院教务长,中华圣公会华北教区总干事。1964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副院长,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1988年4月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赵复三翻译了《西方文化史》、《西方思想史》、《中国哲学史》等著作。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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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丹:怀念”叛逃者”赵復三先生

图右一:赵復三。中:本文作者晓丹
2015-09-10 08:58:35

(一)

暑假在中国旅行,美国的手机暂时搁置一边。两个月后回到美国,打开手机却听到一个噩耗,是赵復三先生的侄女赵红的留言:”三伯伯两天前过世了。”那是2015年7月15日,赵红留言是7月17日,我听到留言的时候已经是8月3日。赵復三先生在兄弟中排行老三,所以赵红称他为”三伯伯”。他今年89岁。
我到网上搜寻,关于他的过世,只有中国社科院丁伟志、何方等几人联名发布了一个讣告,赵復三上一世纪80年代出任社科院副院长,与赵朴初、赵紫宸合称为宗教学界”三赵”,由社科院发讣告也合乎常情。只是除此之外,网上再没有其它片言只语。赵復三,在1989年的大事件中,怎么的也算是个举世瞩目的人物,他是当时政府官员中因政治原因外逃,官阶最高的人物之一。
1989年,赵復三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副部级干部,也是中国派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立法组织执行局的执行委员。教科文组织有168个会员,每个国家在教科文组织里都有一个代表、中国的总代表是赵復三。6月8日,教科文组织正在巴黎开会。这是一个例行会议,有教科文组织的既定议题要讨论。但6月4日在中国北京发生的事件震惊中外,会议上大家都撇开了既定议题,讨论起中国的六四事件,有些代表甚至还出示了从媒体上下载的屠杀学生的血腥照片。赵復三是会议中唯一的中国人,大家把注意力都集中到他身上,要求这位来自中国的代表介绍情况。赵復三处在了两难当中,一边是中国政府高层的指令文件,邓小平亲自下令,对外宣传统一口径:”天安门事件,一个人都没死!”另一边是来自北京家人的消息,赵復三家住北京木樨地,是通往天安门长安街的一条大道。六四时有个邻居,扒在自家阳台上,从上往下看热闹,被流弹击中身亡。另外他也看到了外国代表出示的血淋淋的照片,证实了天安门屠杀流血事件。面对如此为难的境况,他该如何发言?
赵復三,这位中国政府高层官员,在他一生的外事生涯中,一直都在做党的驯服工具,然而这一次,良心却不再允许他说假话,面对联合国大会上168个国家的代表,他定了定神,用缓慢而坚定的语气讲了三点:第一、为六四发生了这样的血腥屠杀事件感到震惊;第二、为六四中的死难者表示哀悼、致敬;第三,中国的历史要从此开始重写。
这掷地有声的三点,直接违反了最高指令,一场未知的灾祸随时可能降临!在返回中国代表团住所时,他看到门口安全部的警卫,双手叉腰,斜着眼看他,令他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联想到两天前有人告诉他,中国有个驻古巴的外交人员,因说了实话,唱了反调,被安全部的人押送回了北京。赵復三预感到,他6月8日在联合国的发言肯定已经报告北京,安全部正在待命,下一个被押送回国的就该是他了。
6月12日联合国又要开会,赵復三在开会前做了些准备,会后没有回住所,而是悄悄去了巴黎,他有个女儿,在巴黎教钢琴。就这样,赵復三抛弃所有,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的逃亡之路。
一年之后,美国奥克拉荷马市立大学(简称OCU)的校长吉尔.沃克先生聘请赵復三出任宗教哲学系教授。这所大学是基督教卫理公会在奥克拉荷马创建的一所私立大学,沃克校长本人就是基督徒,他曾多次访问中国,都是由赵復三先生做的外事接待,当时赵先生是基督教「三自革新爱国运动」的北京市总干事,青年会的领导人物,背后当然是统战部,但赵先生本人并不是共产党员,这是他自己亲口说的,他坦诚自己有宗教信仰,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心里有一根底线是家族传承的,他不能参加无神论的共产党。经过多次接触,沃克校长对赵先生的人品、学识非常钦佩,尤其对赵先生在基督教方面的知识、学养欣赏异常,他也敏锐地意识到赵復三这样的人在中国高层的处境,很早就向赵先生暗示,如果遇到麻烦,他可以鼎力相助。就这样,赵先生转辗来到了美国。我也是在这所大学认识了赵先生,并与之结下多年的友谊。
(二)
1991年夏天,我先生邵剑平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Virginia Tech) 获得金融博士学位后,被OCU聘为金融系教授,我们就从弗吉尼亚搬来了奥克拉荷马。在校方举办的新学期教师联谊会上,我作为家属也被邀请在列,因而认识了赵復三先生。第一次见到赵先生,他的温文尔雅,谦恭礼让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记得当时和他交谈时,他问我是哪个学校毕业,我说是华东师大,他笑了,说:”啊,我们是校友!圣约翰大学是华东师大的前身,我们进校先后大概相差了40年吧!” 那时候我26岁,他已经65岁了。而我知道,1949年院校合并之后的华东师大,哪里敢称自己是圣约翰的传承!
邵剑平与赵復三。
我后来去选修了他的圣经课程,他对圣经的教义、真理、以及经文的讲解真的是如数家珍,还常常直接引用拉丁文做注释,他的英语及其优美,一堂课下来,给人满满的饱足感。他上课还非常讲究礼仪,穿一套剪裁相当合体的黑色西装,戴一个白色的脖圈,那是神职人员的装束,学校对教授并没有服装上的限制,但作为神学教授的赵先生,他对自己有严谨的要求。
然而,对于一个已经60多岁的老人来说,孤单一人在美国重新开始全新的生活,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学校为赵先生特别配置了一栋简易居所,就在离学校不远处,他每天上下班可以步行,尽管如此,他还是必须学会开车,在美国不会开车简直就是没有腿。而赵先生真的学会了,无论是购物、出门办事,还是会友,他都是自己开车。我家住的地方离学校有四十分钟的车程,赵先生每次来我家也都是自己开车来。
当时,OCU还有另外两位华人教授,一位是计算机系的王立天,他是台湾国民党高官王升的儿子;还有一位是教育系的刘迪麟,他的太太居然和我有亲戚关系。我们四家无形中组成了一个小圈子,常常在周末开party,当然是来我家的次数最多,我家当时住在奥克拉荷马郊区一片橡树林中,是周末休闲的好地方。赵先生和剑平很谈得来,常常一聊起来就不忍释手,尽管他学识渊博,又是长辈,但遇到他不擅长的领域,比如金融、经济等问题,他总是虚心请教,我常常听见他用这样的语气对剑平说话:”我要向你请教一个问题。”或者:”这方面我不懂,请谈谈你的看法。” 赵先生每次来我家都会带一样小礼物,有时是买一袋时鲜的水果,有时是带一本书。他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一生中珍奇古玩不会少见,却常常会对我家里摆设的一些寻常饰物,或者墙上的一幅无名作者的油画发出由衷赞美,他总能从这些普通的物件中,找出值得欣赏的地方,而且说出来头头是道。我心里明白,倒不是因为那些东西真有那么好,而是他渊博的学识,深厚的教养, 对主人发自内心的尊重和礼貌,一句话,是他生命的智慧,在日常生活、为人处事的点滴细节上都折射出光辉。他的这些言谈举止常令我感动,常常觉得我们这些喝党奶长大的一代人在文明涵养上的欠缺。
还有一件事我印象深刻,剑平喜欢逛旧书店,有一次在旧书店里淘到一本中文圣经,是1913年的版本,里面的文字是近代古文,及其优美流畅,书的扉页上写着”美国施约瑟新译”、”上海大美国圣经会印行”。据书店主人说,藏书者是一位旅行家,在全世界各地买了许多书,尤其喜欢收集圣经,他过世后传给下一代,到孙子辈就把这些书全都廉价卖了。赵先生来我家,剑平拿出书来请他鉴赏,他竟然激动不已,说这恐怕是绝本了,年轻时候他就听说过施约瑟牧师,他是从美国去中国的一位传教士,非常精通汉学古文,这本圣经是他直接从拉丁文翻译成中文的,这位牧师手有残疾,他是靠一根食指打字翻译这本书的,因此这本书又被称作”一指圣经”。赵先生再三叮嘱说:”好好保存这本书,这在中国恐怕早已绝迹了。”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和眼神都充满怜惜。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还有什么比一本绝版好书更值得这样以爱相待,而他的爱心里,又包含多少难言的悲哀!我则由衷感谢赵先生说出了这本书的来历,不然,这世间还会有谁知道”一指圣经”的故事?即便有人知道,又如何与眼前这本书发生任何关联!
八九年之后,美国有一大批有识之士都投入了民运,各方力量也都想把赵先生拉进自己的阵营,但赵先生一概拒绝了各方面的接触,包括各路记者的采访。他非常低调地住在奥克拉荷马这个美国西部偏僻的小城,宁愿与我们这些完全没有功利目的的小人物交朋友,他和我们一起谈哲学,谈历史,谈信仰,谈各国见闻。赵先生很少谈他自己,只有一次谈到他还在国内的太太,和两个在欧洲定居的女儿,那一次给我的印象是,他和太太感情一直都不好。他和我们谈得最多的还是中国时事,从他的谈话里我了解到,他对极权制度的认识可谓是深入骨髓的,若非如此,他也不会这样决绝地背井离乡,走上这条叛逃者的流亡之路。事后,李鹏曾经通过其他人转达口谕说:”想办法让赵復三回来,只要写几个字就行。”所谓写”几个字”也就是”悔过书”的代名词吧,我亲耳听到赵先生对剑平提起这件事时,面带平和的笑容说:”既然已经出来了,就不会再回去了。”
当时民运界因为无法与之接触,看不清赵先生的真面目,就出现了各种谣言,有人认为他是中共派来的特务,也不排除国家安全部门自己就在散布这样的谣言,以抹黑他在海外的名声。然而对于这一切,他却毫不辩解,默然无语地度过了8年教书生涯。1998年他从OCU退休,打算去欧洲与女儿同住。临行前,在我家里为他送行,那时候他侄女赵红也来到OCU就读,我们就是在那次party上认识的。
赵先生去欧洲以后给我们寄来过平安卡片,这也是他的悉心之处。其实每年圣诞节,我们都会互相交换贺卡,我至今还保存了一张他1993年写给我们的贺卡,那是圣母怀抱着圣婴的封面,打开来,里面除了英文的印刷体之外,还有赵先生亲笔写的汉字:”剑平、晓丹:愿圣婴带给你们平安、希望和仁爱,并经过你们流向周围的人们中间。復三 九三年圣诞节”。赵先生的字相当工整,一笔一画,有棱有角,正如他做人,谦恭严谨,是非分明。
赵先生是2000年之后重新回到美国的,那时他与耶鲁大学已退休的图书管理员陈晓蔷女士结为连理,两人住在耶鲁大学附近一栋环境幽雅的小房子里。
这里有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
(三)
晓蔷老师是我的忘年交知己,我们常在电话里聊天,她告诉我许多她自己和復三先生的故事。
她和復三认识是从很小的时候。1931年晓蔷出生于上海,住在淮海路(从前的霞飞路)一带,復三的叔叔家也住在那附近,復三常到叔叔家来玩,经常见到这个比他小五岁的晓蔷妹妹,他们也常在周日的时候,一起到慕尔堂做礼拜。在晓蔷的印象里,復三就是一个大哥哥的形象。
后来,晓蔷家搬去了苏州,在景海女中就读时,她和林昭是同班同学,林昭原名叫彭令昭。当时班里还有一位女生叫陈景苏,她们三个成了景海女中的”三剑客”,都是才华横溢,文采极好,常在当时有名的《苏报》副刊发表文章。1949年以后,晓蔷随父母去了台湾,度过了一段艰难岁月,台大毕业,到东海大学教书,1971年作为交流学者来到美国,最终读了一个图书馆专业的学位。毕业之际,正值耶鲁大学图书馆要做四库全书,她就应聘作了耶鲁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而林昭,这位北大才女,却在49年共和国成立以后被打成右派,关在监狱里许多年,不屈不挠地与专制极权抗争,最终被判死刑。枪决她的当天,政府还派人到她家里向她母亲索讨两毛钱子弹费。而当年那位有”太白遗风”的潇洒女子陈景苏却下落不明,完全失去了音讯。中学时代的”三剑客”,就这样面对了各自的人生命运。
看起来,晓蔷的命运还算是最好的,她在耶鲁大学图书馆做管理员,日子过得宁静而美好。1978年,赵復三去耶鲁大学访问,竟与晓蔷不期而遇,这位昔日的大哥哥,已成为博学多才的儒雅人士,而这位当年的小妹妹,也已成为端庄优雅的知性女子。那时候他们两人都有各自的家庭,重逢只意味着生命里多了一个令人愉快的擦肩。
又过了20年,復三已从OCU退休,定居欧洲。1999年春天,丈夫已经过世的晓蔷,独自一人去荷兰参加郁金香节,本来另一个朋友会去接她,却临时有事,就请復三帮忙去接晓蔷。这位昔日的大哥哥,接到了从前的小妹妹,他们一起去看郁金香,去逛博物馆,生命的又一次擦肩,使两人都停下脚步回眸凝望,自此,他们有了通信交往,有了感情的连接。
定居欧洲的赵復三,日子过的并不愉快,他没有很多储蓄,买不起单独的房子,住在女儿家里,又总觉得自己是女儿的负担,在给晓蔷的一封信里,他甚至流露出去修道院打发余生的念头。一个已经七十多岁的老人,又如何去修道院面对孤独贫苦的生活?晓蔷想想心里都担心,于是主动提出让復三来美国与她一起生活。2000年,復三来到美国,他们就住在耶鲁大学旁边一座小房子里,两人相依相伴,携手散步,同案读书,度过了9年的快乐时光,在这段时间,復三完成了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的翻译工作,这本书原是60多年前,冯友兰在美国大学开讲座,向西方人讲授中国传统文化的英文讲稿,先是被涂又光翻译成中文,后来冯友兰之女冯宗璞请復三做翻译,又出了赵的译本,目前普遍评论都认为赵復三的译本更好。
2009年,83岁的赵復三患了突发性脑溢血,在医院昏迷了一个多月,经过全力抢救,身体是恢复过来了,记忆力却全面丧失。有一次我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我是谁,我和剑平又是如何在OCU与他相识,他却非常清醒地对我说:”真是对不起,我患了病,脑部做过手术, 从前的事都忘记了。你说的这些好像有印象,也许见到人可以想起来。” 我听了心里很悲哀,问晓蔷老师情况真的这么严重吗?她说:”是的,凡是从前的事他都不记得了。但他的身体还很好,能吃能睡,还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动,只是需要有人时时陪伴照顾。”我真的为晓蔷老师担心,她也是快80岁的人了,又如何照顾这样一个随时可能发生状况的病人?晓蔷却乐观地说:”目前还好,我还能开车,可以应付日常的生活。医院就在离家几分钟之外的地方,我们身上都随时带一个按钮,发生紧急情况就按按钮,救护车几分钟就会到。”我问她有没有想过两人都去住老人院,她说也想过,但两人都不习惯美国饮食,何况费用也高,他们出不起。
这样又度过了6年,復三先晓蔷而去。我收到噩耗的时候,立即给晓蔷老师打电话,她对我详述了那些日子发生的事,復三走了,晓蔷在”松雪岭”为他买了一块墓地,虽然花费较之别处墓地贵了许多,但晓蔷觉得,为了她所爱的人长久的安息,花费再多也是值得。
“那是一个有湖有溪水的地方,风景很美。”晓蔷幽幽地说道,”最主要一个原因,还是因为容闳也葬在那里。到耶鲁大学来的学生、学者,都会去看一看容闳的墓地,也许他们也会顺便看一看赵復三,復三也就不会太寂寞。我能做的,也就是用这样的方式,给他最后的一点清风明月……”
容闳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他是清朝留美第一人,从耶鲁大学毕业后欲报效祖国,回去当上曾国藩的幕僚,他大胆向慈禧奏折,开创了清朝的留学事业,后来又出版《西学东渐记》,他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影响,无人可以匹敌。但晚年,他是死在美国的,这就有了”松雪岭”的墓地。
追思礼拜那一天,来的人不是很多,復三一向低调,就连去世也是这样悄然。来吊唁的人多为他生前好友的第二代,他的生前好友,活在世上的也不多了。这些人就这样静静地坐在墓园的草地上,默默地回忆故人生前的点滴,没有大量的花圈,却有很多盛开的白玫瑰,那洁白芬芳的花朵,仿佛象征已逝者高洁的品格。白玫瑰,此刻当是生者对故人的最好寄托吧,像晓蔷说的:”给他最后一点清风明月……”
晓蔷老师还告诉我,她收到一些朋友送的礼金,全部转捐给了一家帮助老年痴呆症患者的慈善机构,这也是復三的心愿。復三生前就有这样的慈心,总想着对社会做一些捐助,他们没有很多钱,但他们有知识和见识,前些年他们就开始有意识地到旧书店去寻宝,买了大量的书籍,復三认为年轻人需要有学养方面的熏陶,最好的办法是读书,读好书。他和晓蔷在旧书店里买了大量文史哲方面的好书,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可以让下一代年轻人得益。这些书在復三过世以前也都做了妥善的处置,一千册捐给了香港浸会大学,另一千册捐给了晓蔷的母校台湾东海大学。这两所大学都认真地做了编目,每一本上都注明了由赵復三和陈晓蔷捐赠。晓蔷说:”我和復三都是老派的理想主义者,心里总放不下对民族和社会的责任,只可惜復三到老都无法回到自己的家园,为自己的同胞做一点事。”
是的,在长达二十六年流亡的晚年生活中,赵復三先生不计世事沉浮以及个人的荣辱得失,从未轻身而昧大义,他始终放心不下的是:中国文化的前途和中华民族的命运。这样一位终身热爱祖国的人,却最终未能落叶归根,只能是埋骨异邦!这真是不幸啊,不仅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他所处时代的不幸,是整个民族的不幸。
赵復三先生走了,我知道过不多久人们就会将他忘记,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实在是一个太健忘的民族,面对世代的苦难,我们选择忘记,面对历史的罪行,我们选择忘记,面对良心,面对灵魂的拷问,我们通通选择忘记,难道忘记真的是一副万能的安慰剂,我们还要付上多少可怜生命的代价?而我也知道,赵復三先生是会宽恕我们的,他对上帝虔诚的宗教情怀,会让他再次为这个民族捧上一副悲悯心肠。而我们,又如何宽恕我们自己,如何可以在忘记之前,用忏悔的方式得到上帝的宽恕?(刊於明鏡月刊2015年10月號)

与王老板榷:合法性如何既“应然”又“实然”?

【分享一条相关话题的短评——转:”得民心者得天下”自古以来就是得了天下的的自诩,翻译成普通话就是”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的选择”。可笑的是,对这句的最有力的反驳也是他们自己口里出的一句,即”枪杆子里出政权”。有网友说:如果人民不反抗,那共产党的继续领导便是人民的选择…,诚哉斯言!】

撰文丨墨黑纸白
微信公众号:moheizhibai726
微信私人号:moheizhibai

周末本来不写文的,毕竟大脑应适当休息,每天去为社会做自我反思确实挺枯燥。不过这两日王老板不辞与老虎周旋的辛苦,依然坐下来谈合法性的问题,我觉得不能 辜负了他对这个国家和国民的殷殷期盼,还是应当就其的合法论做一个解读,以便更多的国人可以理解王老板的良苦用心。

新闻事件

王老板说,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复杂原因,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存在着这样一些观念:P以革命的合理性”打江山”,它自然就可以”坐江山”,这是天经 地义的,天然合理合法的。但”应然”的理论设定并不等于”实然”的客观事实,共产党也可能面临执政合法性资源的流失与枯竭,直至丧失执政地位。

事件评论

王老板这个人,在我印象中感觉还是很不错的,从他力荐《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就可以窥得一二。王老板的意思很明确,想要新的制度,无论是通过改革还是通过 革命,都需要民众对社会有所认知与公民意识的觉醒。法国大革命不是突然的,不是即兴的,是统治者在统治中或好或坏的政策带给民众的觉醒和不满,在日常生活 中所逐渐显现的。同时也是知识分子和中产阶层在社会中所起到应有的作用所影响的。在这本书中,关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思考,至少有两点是中国人所忧虑的,其 一,虽然中国人在改革中也有许多诉求,但这些诉求距离一个社会的正常化还有很远的距离,诉求并不代表单纯的追求个人的根本利益,而是寻求一个有底线的社 会,通过制度来寻求一个有底线的社会,来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这就是公民意识,也是中国人与法国人在变革中思维的不同之处。其二,郑虎在对待民众的在变革 中输入狂热的金钱意识观,这种观念高出了道德,高出了正确的社会价值观,高出了人们在书本上所看到的任何一切美好的事物,但在实际中却又用各种手段让人们 在追求金钱的道路上充满荆棘,一路坎坷,这不仅会让人们在丧失了希望之后破罐子破摔,同时也会让人们最终摒弃这个郑虎。

我个人认 为,王老板希望大家读这本书的目的在于,一方面让人们明白我们处在变革时期,正确的公民意识将使我们减免很多灾难,可能是革命的灾难,也可能是战争的灾 难,总之一个国家的命运绝不仅仅掌握在权贵手中,但前提是不要因改革中所存在的金钱至上而迷失了本性。另一方面是让权贵们明白,处在变革时期的中国人并不 是毫无公民意识的一群人,虽然大多数中国人的意识目前处于单纯的捍卫个人利益,而无法凝结在一起去寻求一个有底线的社会,但恰恰是这种因改革而输入的金钱 观高于任何一种观念,将有可能导致中国人在改革中随时可能爆发心中所憋着的种种不满,这比拥有真正的公民意识要难以可怕得多,同时一旦发生革命,结果也将 远离一个有底线的社会。通过这两方面来告诉人们,想要一个公平的社会,只追求个人利益是远远不够的,追求自己参与社会发展的权利,追求自己监督社会权力的 权利,追求自己与社会共同进步的权利,要比追求个人利益更为持久、长远,这就是新时代下的公民意识观。同时也是告诫权贵,追求个人的贪欲是永远不会长久 地,也许目前来说,因为制度的落后可以让贪欲远高于普通公民,甚至可以动用权力来改变诸多规则,但最终也将死于这种权力的傲慢,这并非危言耸听,国内外的 历史无不说明这个进程的存在。

新时代下的变革不同于民国的覆灭,民国的覆灭是在战争的压力下,最终死于内忧外患,而民国覆灭的第 一提醒,则是提醒国人,追求一个美好的社会,决不能以个人利益作为前提条件,因为这样的追求绝对不会得到一个公平的社会,反而会与不公平的社会紧紧相连。 也有许多读者在和我交流时说,希望早日改朝换代,或者质疑我是高级五毛,总是在不经意间替郑虎说话,说实话我并不是很希望看到改朝换代,无论它曾经存在过多么令人厌恶的错误,但就中国的历史而言,我很难相信下一位是高尚的,是为民代言的,因为历史一次次的欺骗我们,并最终告诉我们为民代言只是一个旗帜而 已。我希望通过公民意识的觉醒,最终能够惊醒权贵们的美梦,最终通过这种觉醒,也让权贵们觉醒到任何一种限制公民社会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黄粱一梦,如不真正 削弱权贵的权力,则会遭到民众的抛弃,两者的此消彼长,最终将会为我们迎来一个有底线的社会。这种想法并非保皇派,而是在大革命未来之前所应该有的思维, 以避免战火的发生,我并不希望中国有任何战火发生。

王老板甚至更高层的老板应该不是没有预见过将来有可能的大革命,否则也没必要 刚上台就急于向民众兜售这本书,甚至这种思考是很早之前就有的,也许是在改革前就被高层思索过,而在改革中从未放弃对这种结果的思考,也可能在某十年就被 没落的权贵们悲观的下过结论,但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走到一个有底线的社会?这个底线我称之为民主,但中国尚有一群人认为是皿煮,认为中国人不应该和西方蛮 夷一样走同一条路,他们认为中国应该是一个大家吃大锅饭,一同吃苦而不是一同享乐的国度,这样一群井底之蛙是中国无法完全变革的元素之一。而另一种较大的 元素则是权贵们的难以放弃手中的权力,试图通过更多的控制链来尽量留住这些权力,同时就目前中国人的观念来说,还是比较容易让他们玩这些把戏的。这种情况 若始终没有改变,我并不排除大革命的发生可能性,虽然我很珍惜和平。

那么让我们来看看王老板所论述的合法性吧,王老板说,中国人从古至今都有一个强烈的观念,这个观念就是”主人翁”意识,这种意识在我看来是有弊端的,譬如在帝王之下,官员拥有着对社会专制的权利,官员之下,地主拥 有着对社会专制的权利,地主之下,底层人拥有着对社会专制的权利,虽然各自专制的表现不同,但最终都是专制意识的体现。层层传达这种不健全的社会观念,千 百年来莫不是如此,以至于在历史上的农民革命中,所导致的结果是王朝周期表,中国人始终走不出在流血中完成权贵交替的畸形变革,甚至某十年这种来自底层的 专制达到了巅峰,让无论那个时期的正常人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正常人看了毛骨悚然到比见了一群恶鬼还令人颤抖,我们从来未曾想过一个千年文明古国的后裔竟然 可以无耻、可怕到这种程度,而且只有在对内的时候。所以王老板对所谓的合法性是有自己的见解的,在中国社会”打天下”者自然有”坐天下”的资格,不仅仅打 天下的人会这么想,普通民众也是这么想的,这就是中国历朝历代的正统由来的缘故,因此王老板认为”在许多人看来,只要取得了政权,就天然具备了领导国家和 社会的执政资格。如果要谈论合法性,也只是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存在的问题。基于这样的认识,人们从来很少讨论P执政的合法性问题,似乎提出这个问题,就是 对P的怀疑。”其实这就是我喜欢王老板的缘故,他这人不跟你藏着掖着,在王老板提出的这个问题上,我的看法是,普通民众不应该拥有权贵思维,而是应该时刻明确自己的公民身份,只有你做出了对社会的承诺,你才具备合法性的资格。

随后王老板谈到,”东欧剧变、苏共败亡的教训,给人们上 了深刻的一课,”应然”的理论设定并不等于”实然”的客观事实,P也可能面临执政合法性资源的流失与枯竭,直至丧失执政地位。”由此可以看出王老板的真正意图,他是在明确的告知国人和权贵,我们目前所处于的状况并不亚于东欧剧变时的德国,也不亚于走向解体的苏联,我们如何避免这种进程的加快?如何改变这个 进程?这是急于我们需要考虑并解决的大问题。在这个大问题是,我是寄希望于民众和权贵能够一起解决并成功避免灾难的发生。

那么如 何改变?如何避免?王老板也提出了一个很耐人寻味的问题,”查阅公开报道,特别是检索人民日报创刊以来的数据库,并没有发现P的几代领导人关于执政合法性 的直接论述。”也就是说,对于合法性的问题,必须要上升到高层的共识,首先确立自己目前的地位并非理所应当,而是应该通过实实在在的政策和社会福利来对得 起这种理所应当,世界没有任何一种必然的存在是遗传的。这种观念再进一步就是蒋经国先生所说的”没有永远的P”。通过高层的共识,再输入给民众这样的观 念,两者相辅相成。我很乐于王老板能够和民众及权贵们分享这种观念,也许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只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引导民众并警示权贵,我们的社会改变是 一个正常的改变,是会将一个不正常的社会正常化的。

谈到如何改变,以避免灾难的发生,我个人就不说具体的方法了,因为这种方法就 目前的官场而言,包括舆论场而言是一定要和谐的,虽然王老板的话非常悦耳,但他并不能代表整个权贵,所以我们离王老板的设想也有着很漫长的距离。我只从概 念上来探讨这种方法,王老板可能无暇看这篇文字,但普通公民还是应当有所思考的,首先就是公民意识上,去感恩思维,建立公民意识,不要整天喊有希望了,谁 谁谁万岁,而是应该不断地追问他们,具体限制权力的方法,具体实现惠民的方法,具体减小贫富差距的方法,不要认为自己的美好生活是被谁恩赐的,去感恩建立 问责思维,即是去奴隶思维,建立国家主人思维。其次就是在制度问题上,官员去特权化并不能依靠宣传,而是应该通过实实在在的制度约束,譬如XX财产公开, 譬如放开XX监督,譬如一大堆敏感词等。我想只要步子不用太大,就这些小步子能放开胆子走,王老板所说的应然与实然的完美结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假若公民 意识没有,约束特权的意识也没有,结果我是不看好的。

不过就目前而言,王老板敢这么说,一定代表了一部分权贵的想法,那么能否压过另一部分权贵的阻挠?这需要普通公民的时刻关注,这个国家于我们而言并非位卑言微。当然,也希望某些权贵可以去崇拜思维,中国不需要任何一种个人崇拜, 我们又不是帝王时代,实实在在的做事,自然能换到国人的支持。

2015—9—12落笔于墨辩閣

——转自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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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简评王岐山有关中共合法性论述

国内《澎湃网》9月11日发表文章,称”中共话语体系获重大突破:最高层首次明确论述’中共合法性'”
文章说,9月9日,王岐山在京会见一批外国政要和知名学者。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在当天的报道中,对王岐山在谈话中有关执政党合法性问题颇为着墨。9月10日晚,微信公号”学习大国”刊文认为,此举为中共话语体系的一次重大突破,系中共最高层领导亦即政治局常委以上,首次论述中共的合法性问题:执政党能否合法执政,归根到底在于政绩和民众支持率。

这篇文章认为,王岐山谈话不再回避”合法性”这一概念,所释放的信号彰显中共执政自信,蕴含着深刻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切不可沉湎于”打天下就能坐天下”的陈旧观念。王岐山说:”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办好中国的事情,就要看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

按照王岐山,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来自:1.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2,政绩。3,民众支持率。

现逐一点评:

1,中共无非用武力夺取了政权而已。这不能叫做历史的选择或人民的选择。否则,你是不是要说,370年前,历史选择了大清朝,广大汉族人民选择了满族统治者呢?
一个集团用武力成功地推翻了旧政权,建立了新政权。这并不能自动赋予新政权合法性。抢到了天下的就是王,抢不到天下的就是贼,这恰恰是违反合法性概念的。按照合法性概念,一个用武力取胜的政权只是一个临时性的过渡性的政权。它的合法性有待通过选举来证明。中共政权是用武力建立起来的,它至今仍然没有通过选举这一关,因此它至今仍然不具有合法性。

2,关于政绩合法性。
我们不能以所谓政绩作为判定合法性的标准,政绩合法性根本不算合法性。

第一、以政绩确定合法性,违反合法性的本义。美国政治学者、中国问题专家白鲁洵(Lucian W. Pye)说得好:”没有一个政权愚蠢到把成功的政策作为其统治合法性基础,因为合法性的本质就在于它不管实行了怎样有偏差的政策而仍旧承认这个政权。”好比婚姻的合法性,如果不经双方同意(在古代则需双方家长或监护人同意)以及办理一定的手续,单单是因为男方对女方做出了一个合法丈夫所应该做出的某些事情(有了政绩),那决不等于双方就具有了合法的婚姻关系。否则,强奸、霸占和婚姻还有什么区别?反过来,一对合法的夫妻,即便一方未能很好地完成丈夫或妻子的应尽之责,只要未经过必要的程序解除婚约,该婚约的合法性就依然存在。

第二、权力的合法性首先取决于它的来源,而不是取决于它的内容。恰如任何一项特殊命令,如美国学者丹尼斯.朗(Dennis H.Wrong)所言,”不是它的’内容’,而是它的’来头’赋予它以合法性。”在世袭制下,权力的合法性来自血统,来自世袭;在民主制下,权力的合法性来自选举,等等。
为什么不能用政绩来确立合法性呢?道理很简单。首先,对任何权力而言,确定其是否合法乃是使权力得以正常行使的前提(强行运作的权力不是权力,只是暴力),而判定其政绩优劣却只能是权力行使一定时期之后的结果。我们如何能够用后果去确定前提呢?单单从时间的先后来说,这就是办不到的。换言之,权力的合法性一定是在权力做出政绩之前就必须确定的,所以,政绩决不可能成为权力合法性的根据;所以,决无所谓”政绩合法性”。

另外,对政绩的评价必定是见仁见智,人言人殊,各执一词,众说纷纭,那么,究竟应该以谁的评价为准呢?

这就是第三,王岐山说的民众支持率,即以多数人的意见为准。

问题是,怎样才能确定民众支持率呢?这就需要投票,因而也就是需要民主了。可见,只有民主选举才能赋予一个政权的合法性。

需要强调的是,民主选举必须建立在信息的自由交流即言论自由之上。共产党毕竟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它不敢公开否定民主选举这种形式,但是它却禁止人们发表不同政见,禁止人们自由辩论,甚至禁止人们独立参选,这就使得选举徒有其名,使得民众沦为表决机器。

我在《论言论自由》里讲过:”一个政权只有在符合人民愿望时,才有存在的理由。这就必然要求,最起码的,人民可以毫无顾忌地表示对这个政权的真实态度,换言之,这个政权就决不能禁止人们发表反对自己的意见。一个有权禁止一切反对意见的政权可以担保永远被’人民’所拥护,因为它把所有反对自己的都排除在’人民’之外。请大家想一想,如果一个政权宣誓要忠于人民,但是究竟谁算’人民’,谁不算’人民’,又必须由这个政权自己来划定,而它正是以别人是否拥护自己为标准,这不是一种赤裸裸的循环论证吗?假使这套逻辑可以成立,天下就没有一个不受’人民’拥护的政权了。由此可见,一个政权,只有在充分实行言论自由的前提下,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它才能证明巩固自身是正当的。这也就要求,我们在巩固一个政权时,无论如何也不能搞到禁止反对意见自由发表那种地步,一旦搞到那一步,我们就失去了巩固这个政权的最后根据。”

可见,政权合法性的问题首先是言论自由的问题。中共政权一直打压言论自由,所以中共政权根本没有合法性。

——《纵览中国》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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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11日星期五
胡少江:什么是习近平口中的“政治规矩”?

变态辣椒漫画:夶編織中國夢
今年以来,一个新的政治词汇开始在中国执政党的高官中流行起来,那就是所谓的”讲规矩”。这个词汇的发明者是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习近平。在一月份召开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提出,要”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讲纪律是共产党常态话语,而”讲规矩”的提法过去则比较罕见。

那么究竟什么是习近平口中的”规矩”呢?显然,它与法律、纪律等不是一个概念,否则就没有必要在法律和纪律之外再提出一个所谓的”规矩”来。咋一看,”讲规矩” 的提法与中国官员惯常使用的”官话”和”套话”的确有些不同,有一种口语化的”小清新”,带有鲜明的习氏风格。进一步看,此时此刻提出”讲规矩”并非没有针对性。

习近平讲话以后,官方媒体对”规矩”立即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政治规矩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党章,习近平称之为总规矩;二是党纪,尤其是政治纪律,在方向、立场、言论、行动等方面具有刚性约束;三是法律,国家法律也是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规矩;四是传统和惯例,也就是说共产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传统和工作惯例。

在这个官方的解释中,”政治规矩”的外延比较大,涵盖了党章、党纪、国法和传统。但是,为什么习近平却将党的规矩与党的纪律相提并论呢?官媒的解释并不传神,无法完整表达习近平所要表达意思。其实,习近平在此时此刻所要强调的绝对不是党章、党纪、国法,因为这些都是成文的东西,已经有章可循,没有必要玄乎乎地搬出一个所谓”政治规矩”的新词来。

习近平所要强调的是他想要全体干部和党员遵守,但是却又无法写进党章、党纪和国法之中的一种东西。他无法、或者不方便定义这种东西,于是乎就把它笼而统之地称之为”政治规矩”。虽然他也强调政治规矩包括共产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但是对于什么传统是优良的,什么是工作惯例,不同的人往往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例如,毛泽东的看法就与邓小平的看法完全不同;习近平的看法也可能会与江泽民和胡锦涛有很大的差异。

由于是没有成文的东西,没有通过正式的会议通过的东西,习近平口中的规矩便带有极大的随意性。换言之,提出”讲规矩”这样一种做法给习近平等党的最高领导人提供了一种极大的方便:他们认同的就是规矩,他们不认同的就是不讲规矩;发表了与他们不一致的看法,或者什至依照党章的规定,保留自己的看法,这些便构成遭受惩处的理由。

表面上看,习近平在此时此刻提出讲规矩,是为了总结薄熙来、徐才厚、周永康、令计划等原中共核心领导成员的为所欲为给共产党带来的损失,实际上表明的却是习近平等人加强对党的控制,尤其是对党的高级领导成员政治上思想上的控制的强烈冲动,这种冲动表明了他对自己的政策是否能够得到高级干部的支持的不自信,表明了一种危机意识。

从另一个意义上看,一个大国的执政党,不讲法治,转而去讲那些无法成文、无法清晰定义的所谓”政治规矩”,这是这个党拒绝现代化的一个标志,是这个党坚持帮会意识、或者坚持黑社会传统的一种表现,这对于努力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RFA
張貼者: NCN 位於 9/11/2015 10:37:00 下午 標籤: 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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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京生:抗日战争的是非之争

魏京生
老话都说让人躲着是非。可是大是大非总还是躲不过去。最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就谁是抗日的主力的问题,争论得沸沸扬扬。很多过分的话也都说得出口,越说越没了边儿。结果纪念了半天,反而纪念出仇恨来了。物极必反。
习近平大阅兵,只见什么刘老庄连;什么狼牙山五壮士方队。好像抵抗日本几百万军队的就是这么点儿人,是不是太寒碜了点儿。倒真应了国民党的说法,躲在敌后不抗日,只发展自己的实力。
海峡那边儿帮国民党说话的也不太公平。说共产党的军队没抗日,只会发展实力,等待时机,最后把国军赶到台湾去了。他发展的那些农民天生就会打仗?国军被赶到台湾去,就像小人儿书那么简单?
最近又出了个新的说法。说你们俩都别争了,你们谁都不是抗日的主力。美军才是抗日的主力,功劳都是美国人的。这听上去像是好来坞的调调,当然应该理解,大家都说自己的好。不过好来坞可没说盟友不好,盟友没用,功劳都是我们的。
这就是差别了,是我们中国人不如人家的地方。人家美国人确实是抗日的主力,不仅消灭了大部分的日本侵略军。而且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中国和苏联都坚持不下去。至今一些德国人还在抱怨,日本人不该袭击珍珠港;不该招惹美国人参战。说日本有最好的士兵和最没头脑的统帅,现在好像也没有多大的改进。
一直都有一个没被证实的说法,说罗斯福总统接到了偷袭珍珠港的情报,但是压在办公桌上等了两天。让日本偷袭成功,好激怒美国人民参战,结果改变了世界格局,扩大了民主国家的阵营。果真如此,功莫大焉。世界史上还没有如此成功的范例。
斯大林的阴谋也证实了罗斯福的伟大。从一九三二年抗日战争开始,斯大林就唆使他在中国的爪牙。以保卫苏维埃为借口,挑动日军南下攻打中国。而不是攻打苏联,配合德国两面夹击苏联。这才是共产党真正丑恶之处,现在的国民党已经堕落到连这个也不敢说了。
所幸斯大林和罗斯福的阴谋都得逞了,世界才变得更美好。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斯大林和罗斯福的阴谋不能得逞;如果日本人还不够愚蠢,真的按照协议攻打苏联,导致斯大林不能调动西伯利亚的百万大军。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斯大林格勒战役就不会胜利,欧洲战场就可能失败。太平洋战争就不可能发生,中国战场就必败无疑。
不能因为斯大林罪恶滔天就否定他的功劳;不能因为珍珠港死了一些无辜的人就否定罗斯福的伟大。按中国老百姓的习惯,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罗斯福第一;斯大林第二。他们俩的事情都不能公之于众,但都创下了不世的伟业。
第三和第四就是丘吉尔和蒋介石了,或者并列第三。二人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坚持抗战不投降,最终导致了德国和日本的失败。也是功莫大焉。没有两位的坚持,美国和苏联也不可能战胜德国和日本。第四和第五,就应该说是戴高乐领导的法国抵抗运动游击队;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敌后抗日军队了。当然还可以排列出一百零八将来,因为和本题无关就算了。
总之。我们应该公平的看待这些国家人民在改变世界格局中所起的作用。不因其过而否定他们的功劳;也不因其功而掩盖他们的错误或罪恶。不要说那么一场大战争;就是平时的国际政治,也是阴谋、阳谋兼而有之。不会像天堂那么一片光明。
在纪念先烈总结历史教训的时候,也不要总是揭人家的短。说共产党养精蓄锐等着打内战;你蒋介石拒绝接收冲绳,留着兵力打内战,不是一样罪莫大焉嘛。不是毛泽东,就没有今天的外蒙古;不是蒋介石,就没有今天的钓鱼岛问题。俩人半斤八两,秃子别怪人头发少。
应该学学人家欧美国家。纪念先烈和总结战争教训,就请些老兵和家属。献花,游行,讲演,学术讨论。效果远远好过耀武扬威。不但回顾和加强了盟友间的团结,而且可以化解过去的敌人间的仇怨。这是在往世界大同的方向在努力,这叫做世界和平。
对两岸关系也一样。如果请两岸的老兵和亲属来献花,游行,回顾,讲演等等,搞些有意义的活动。肯定会有助于两岸和平,有助于增进亲近感。比吵架争功劳有意义得多。其实演艺界在拍摄所谓的抗日神剧时,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了。公道自在人心嘛。
放着顺水人情不做,偏要花大价钱搞了个耀武扬威。这是不接受教训,在往战争的路上走;还是要吓唬老百姓,企图重演天安门屠杀?真的是脑子进水了。害得大家不说不行,多管闲事。
不过俗话有时候说的也不对,狗拿耗子并不是多管闲事,那也是狗的本职工作。这个国家不是他习近平的私人财产,而是匹夫有责。不接受历史的教训,一意孤行,走向深渊的不是他自己,还会牵连到所有人,包括外国人。
我看习近平有点儿权势熏天,忘乎所以了。他周围的人如果不想死无葬身之地,应该想办法让他脑子清醒一些。

——RFA
張貼者: NCN 位於 9/11/2015 10:34:00 下午 標籤: 以史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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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令隽:毛泽东为什么对皇军千恩万谢

图:1972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最近收到一位朋友的伊妹儿,问起毛泽东和日本人的几次谈话,希望我回复。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在大一点的范围里讨论,所以想借《华夏文摘》一角谈谈看法。以下是伊妹儿原文(有点删节以护隐私):
Hi Dr.Wang,
Would you like to respond to this?The sender is a respected person whom I got to know in Beijing in 1990.
Thanks.
  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时谈话:”日本皇军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
  1964年7月10日,毛对来访的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和委员黑田寿男说:”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教员,也可以说是大恩人,大救星。”
  1972年中日建交,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向毛道歉:”啊,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使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毛说:”不要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他向田中角荣表示了对日本的感谢:”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日本对中国巨额的战争赔偿因此而被免除。
  以下是我的答复:
  XX您好:
  毛泽东说的是实情。当时也只有毛泽东敢说这样的话。其它人要是这样说,非被打成汉奸卖国贼不可。他的意思,大概是想使日本人放心地抛弃国民党,共产党不会记恨日本人。毛泽东说话从来不会事先请教周恩来,往往在外交场合说一些出格的话。比如说,他在会见尼克松和基辛格时几次慷慨地说,中国女人太多,我们可以给你们一些女人。(我记不得数字,应该超过中国现在的二奶总数。)
  毛泽东之所以对日本皇军感恩戴德,是因为在共产党垂危的时候日寇的入侵使共产党免于覆灭的命运。1935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十万人马撤出井冈山,经过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和雪山草地的长途跋涉,到达陕北时只剩一万多人,形势非常险峻。此前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的十万红军已经被国民党的马步芳,马鸿逵部全歼于戈壁滩,仅剩下张国焘,徐向前,徐海东,王树声,李先念等高级将领转辗逃到延安。第一方面军一小部分由叶挺,陈毅等人带领在江南打游击,维艰维难。如果没有日寇入侵,共产党和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都免不了阎锡山和冯玉祥的命运。当时蒋介石刚刚击败汪精卫,阎锡山和冯玉祥的联盟,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准备在打垮桂系李宗仁之后彻底解决共产党。可是此时全国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内战不得民心。蒋介石乃亲赴广州与李宗仁,李济深会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电召冯玉祥回国共赴国难。另一方面,国民党通过陈立夫的中央调查统计局(中统)和共产党接触,商谈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共同抗日。此事在西安事变前一年已经开始。西安事变只是加速了这一谈判过程,并为共产党赢得了更为优惠的条件。
  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下辖八路军和新四军,由国民政府供应军需,但指挥权仍由共产党中央军委掌握。共产党从被围剿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得以休养生息。经过八年的艰苦经营,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共产党的兵力已经扩充到约两百万人。没有日寇的侵略,这种局面是不可能的。对此,不但毛泽东心里十分清楚,共产党的许多高级领导人也清楚。
  要扩充军队,就必须抗日,这是当时各山头的常识。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赢得了当地老百姓的同情和支持,吸引了大量仁人志士加入八路军和新四军,也训练了大量军政干部。华国锋,赵紫阳好像都是那时候的武工队干部。桂系因为有二十万正规军,可以担负一些正面战场。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大捷,为中国军队首次在正面战场战胜日本正规军的战役,这里就有桂系的功劳。
  但是就在抗日的问题上,毛泽东和许多共产党的领导人的主张也是不同的。最突出的例子是百团大战。这是彭德怀组织指挥的一次对日本侵略者的大规模破袭战,使日寇中原战场的补给线相当长时期内陷于瘫痪。为此彭德怀得到蒋委员长的特令嘉奖。对于这样一次共产党本该引以为荣的履行民族大义的战斗,毛泽东却大发雷霆,说彭德怀暴露了八路军主力,把日军的进攻引到了解放区,减轻了对国民党军的压力,为此开了四十天会批判彭德怀。彭德怀不服气,抱怨说,共赴国难积极抗日还要挨批,还要开会操他四十天的娘。对此毛泽东多年耿耿于怀,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大骂彭德怀说,彭德怀说我们操了他四十天的娘,不服气。我们现在就再开会让他操我们的娘。反正满足他操娘的需要。解放军要是跟彭德怀走,我就上山打游击。
  我不敢说抗日军队中的每一个战士都是自觉的民族英雄,但当时共产党内立志抗日的英雄儿女应该相当地多。许多敌占区和国统区的知识分子投奔延安,基本上是出于爱国热情。他们有些是痛恨日寇的侵略,有的是痛恨国民党的专制。这些善良的人们,和彭德怀这样的老党员一样,都没有毛泽东和李宗仁的精明:他们在那时想得更多更远的,是日本人被打败以后,我们要面对的是国民党。因此目前最要紧的是保存实力,让日本人来削弱甚至消灭国民党。毛泽东把这包装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方针”。
  日寇虽然没有能全部消灭国民党主力,却给了国民党以重创。中国军队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处于绝对的劣势。国民党(包括桂系)就是靠这样的劣势来担负抗日的全部正面战场。蒋介石的嫡系大约有二十八个师,淞沪抗战时拉上去一大半,被打得稀里哗啦。当时中国军队的炮弹威力小到不足以炸穿上海日本海军司令部的房顶。以后节节败退,南京失守,武汉失守,长沙失守,最后,被称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衡阳--也失守了。
  除了军事上的损失,经济上的损失也是无可估量的。蒋介石的基业是江浙的工商业。抗战以后只好撤迁到四川云贵,损失巨大。机器可以搬走,农田是搬不动的。江浙一带的鱼米之乡成了日本侵略者以战养战的后勤补给基地。负责为皇军收集军粮和其它战略物资,镇压抗日志士,维持皇军后方治安的,便是汪精卫,陈公博和周佛海的伪政权。
  日本鬼子对中国的掠夺和屠杀,使中国民不聊生。自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一直处在军阀混战之中。1927年北伐胜利以后,中国暂时有了表面的统一。不到四年,就发生九一八事变,日本人又把中国投入战火。战争的残酷使人民不堪重负,民怨鼎沸。人民的怨恨,通常都是向执政党宣泄的。国民党本来就腐败。抗日战争的创伤使国民党背上了更沉重的政治负担。这个时候,国民党想发动内战,武力剿灭共产党,不但不得民心,甚至不得国民党的军心。
  以上是从大的历史环境分析为什么毛泽东感谢皇军。在这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局部的因素。虽然是局部,却也非常重要,甚至可能关系着共产党最后的成败。这里最重要的两条是:1)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后,成了国民党军的友军。八年抗战使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得以广泛开展,在国民党的情报机构和军队中发展地下党员,并策反各级将领。这里最重要的将领是尔后任东北剿总司令的卫立煌。卫立煌在抗战中和林彪结下了私谊。卫立煌的倒戈是共产党赢得辽沈战役胜利的关键。2)日本关东军占领东三省以后,完全清除了国民党在东北的势力。1945年苏联出兵东北消灭了关东军以后,除了极少数重武器运到苏联,几乎全部缴获的武器装备都交给了共产党,这对共产党在东北形成对国民党的相对优势至关重要,加上卫立煌的反水,助成了锦州战役的成功。如果共产党没有赢得东北,则国共内战鹿死谁手还未可知。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应该感谢皇军和苏联老大哥。但归根结蒂要感谢皇军。因为如果皇军不侵占东北建立满洲国发动太平洋战争,则不可能有苏联的出兵东北。日本投降后抢占东北的建议是黄克诚提出的,中央立即派林彪和罗荣桓带领一万干部火速出关。黄克诚亦领所部驰赴东北。黄克诚和林彪是赢得东北的功臣。可是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黄克诚却因为反对大跃进被莫名其妙地打入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直至毛泽东死后才重见天日。林彪的下场就更惨。
  毛泽东的精明对于共产党打跨国民党无疑起到了很大作用。如果大家都像彭德怀一样缺心眼,外战内行,内战外行,共产党可能在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后就融入了国民党,也就不会有国共内战和一党专政。对于国家民族,这倒也不是什么坏事,至少可以避免三年内战中几百万同胞的牺牲,并且日寇一投降就可以进行经济建设。另外,占领日本的就不会是美军,而是中国军队,也就不会有钓鱼岛问题和战争赔款问题。更不会有台湾问题。香港会早五十年回归,外蒙也不会独立。也不会有朝鲜战争五十万志愿军的伤亡,以及中美二十年的冷战和五十年的对立。对于千万共产党员,共产党融入国民党也不见得是什么坏事,彭德怀,刘少奇,高岗,饶漱石,林彪,陶铸,贺龙,陈毅,罗瑞卿,刘仁,胡耀邦,赵紫阳,周小舟,田家英,江青,张春桥,毛远新,等等等等的下场,将不至于如此之惨。对于广大农民,共产党融入国民党也不是什么坏事。他们可能不会有杀地主分田地的喜悦和到东家少奶奶的牙床上滚一滚的刺激和快感,却很可能被纳入陈诚三七五减租的政策之内,过台湾农民一样耕者有其田的生活。
  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可能结果,蒋介石早有预见。1927年北伐军打到长江以后,国民党立即分裂。以汪精卫,宋庆龄为首的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联合组成武汉政府,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分庭抗礼,通电讨蒋,派张发奎带兵沿长江两岸东征,形成”宁汉对立”。不久汪精卫开始”分共”,与南京政府和谈,”宁汉合流”,蒋介石暂时下野,东渡日本。
  蒋介石到了日本以后,游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和其它政要,劝他们不要侵略中国,说如果你们侵略中国,中华民国和日本都要完蛋。当时日本的政界为少壮派军人左右,还是一意孤行。不到二十年,蒋介石的预言成为现实。毛泽东对皇军的感激为蒋介石的预言提供了最好的注脚,权威性地说明了日寇的入侵与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因果联系。
  毛泽东关于日本侵略造成了共产党的胜利的论述,应该足以教导人们,经典的马列主义理论中关于共产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论述不是真理。毛泽东自己其实早就看透了胜利的偶然性。如果共产主义是历史必经之路,为什么现在世界上只剩下中国,古巴,北韩和越南是共产主义国家呢?越南同志在修正主义道路上走的比我党还快,古巴也在寻求改革和国际认同,只有北朝鲜还坚持着原旨共产主义。
  毛泽东的话是不是就完全否定了现在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倒也不见得。天命无常,唯有德者居之。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最终还是取决于它自己现在的执政表现和对人权的尊重程度,取决于中国人民的态度,而不是毛泽东的论调,或国外其它什么人的论调。国民党失败,自有其失败的理由。共产党胜利,也有他胜利的理由。偶然也罢,必然也罢,反正共产党赢了,掌权了。这是一个人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有些国民党员不服气,说我们领导人民把日本人赶跑,你们共产党养精蓄锐,等着摘桃子,这江山本来是中华民国的,你们应该把江山还给我们,统一以后的中国应该叫中华民国。
  江山毕竟不是桃子,可以还来还去。三年内战,消灭国民党军三百万,共产党损失应该也有两百万。加上无辜百姓的伤亡,是多大一个数字?江山易手不像翻烧饼那么容易。一折腾就是几百万的死亡。认真检查失败的原因,重新做党,才是正理。国民党播迁台湾以后,实行三七五减租,多少反映了这样一种反思。经过几十年的励精图治,本土化,民主化,今天算是有了一份像样的成绩,可以在中山陵告慰总理在天之灵了。
  共产党也不应该把胜利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把自己看成是承天景命的真龙天子,当然的立法者,执政者。历史的风云际会既然给了共产党机会,取得了政权,就应该珍惜这一历史的机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时时想到如果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会像满清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一样,最终失去政权。所谓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只有与时俱进,与民更始,跟上时代的民主潮流,才能在历史上站住,才对得起为人民谋自由平等幸福的建党宗旨。
  对毛泽东的评价,不仅仅是一个中共党史和中国近代史上的学术问题,而是一个当前中国政坛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支持毛泽东的极左派,认为邓小平领导共产党在中国复辟了资本主义,主张组织起来打倒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打倒资本主义当权派,重新确立无产阶级专政,将中国拉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这些人在中国的势力比民主派要大得多。他们直接挑战共产党理论和实践上的正确性和正统性。对共产党的主要威胁来自毛泽东派而不是民主派。
  至于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功绩,倒是可以作为一个历史上的学术问题慢慢理清,不必操之过急。辛亥革命后一百年来,革命前辈们在与封建王朝的殊死搏斗中,自己的思想并没有能够完全跳出封建主义的桎梏,结下了许多恩恩怨怨。这里最主要的恩怨是国共两党的仇恨。但仇恨不应该作为革命的遗产继承下来,传承下去。消化历史的恩怨,化解党争的仇恨,应该是我们这些后代的责任。化解仇恨的关键,便是跳出党派的私利和狭隘的政治课堂,从中华民族的立场来重新认识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抗日战争史和国共内战史。
  我前些时在《华夏文摘》上发表了一片通信”关于对毛泽东的评价”。您有兴趣可以看看。对于历史和现状的分析,立足的基点应是人民的利益,民族的利益,而不是某个英雄的形象。不能为了维护伟人的形象而抹煞人民的利益和人的价值。我们有些同胞的民族自豪感是建立在伟人崇拜上。好像中国要是不制造出一个比拿破仑高大的伟人,中国人就比法国人矮一节似的。
  谢谢您与我讨论这些问题,并介绍我认识许多朋友。如果有朋友不同意我的看法,尽管直言,甚至痛斥。我不幸经历了二十年浩劫的苦难,也可以说有幸见证了历史的真实。对有些历史问题的看法,和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朋友们的感受可能会有些不一样。但是我愿意和这些朋友们探讨,交心。当时的下乡知识青年,有的现在已是政治局委员,有的还在监狱中思考。再过十几年,中南海的执政者和秦城监狱的思考者,就应该是文化革命时还不懂事的孩子了。为了这些年轻的朋友和子孙后代不再需要为了思考而坐牢,我们愿意叙述我们知道的故事。
  你们离开Chattanooga以后,我们感到一种失落。家里成了空巢,天天和刘碧华厮守着冷清清的房子,这时候最容易想起昔日的朋友,尤其是你们。你们是我们交往的朋友中难得的知音,有一种同胞的亲切和对祖国的热爱。在海外,能有深深眷恋着祖国的朋友相聚似乎是一种奢侈,在有些人看来,爱国是愚蠢的标志,甚至是一种异端。

令隽

——华夏文摘
張貼者: NCN 位於 9/11/2015 10:16:00 下午 標籤: 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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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10日星期四
2015 前线卫士奖章予在囚中国律师郭飞雄,张青代表丈夫领奖

于 2015 年 9 月 11 日 2015 年前线卫士奖章。

[都柏林,爱尔兰]-2015 年 9 月 11 日星期五,著名爱尔兰作家及剧作家塞巴斯蒂 安·巴里(Sebastian Barry)在都柏林市政大厅典礼中,代表爱尔兰人权组织前线卫士颁发 2015 年前线卫士奖章予中国律师及人权捍卫者郭飞雄。

由于郭飞雄仍然被囚禁,奖项由他的妻子张青和女儿杨天娇(Sara)代表接受。郭飞雄已被拘留在广州天河拘留中心超过七百五十天,正等候判刑。

颁发奖项时,塞巴斯蒂安·巴里谈到:

“人权捍卫者所争取的,不仅是制定规则、规范和国际标准的理论,而是不论由政 府或其他单位赋予的那种可以无惧暴力而挺身发声的权利。郭飞雄曾为很多人辩护,有被迫迁的村民,有因其信仰而被迫害的法轮功,也有那些挺身发声的记 者。他是人类精神中忍耐的标志,他象征着生存意志、自由想法和有价值的生命。2015 年前线卫士奖章,他实至名归。”

郭飞雄(原名杨茂东)是中国人权运动的领导人物。中国的人权运动中,人权捍卫 者寻求公民、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问责、透明度和终结贪腐,是一轮危险的争扎。 经过两年以上的拘留,郭飞雄的律师指,在最近的一次会面,他的记忆、说 话能力还有精神状况,全部都出现损害的迹象。

上星期,一群中国人权活跃分子在《中国改变》中撰文指郭飞雄的拘留是「刻意地 伤害郭飞雄并慢慢地杀死他」。

代表丈夫接受奖项时,张青说:

「郭飞雄是一个信念坚定的理想主义 者。即使他一直遭受中国政府极为广泛的政治迫害,包括入狱四次,被 政治迫害逮捕,和容忍过无数残暴和恶虐的酷刑,他仍保守着一个 宁静纯洁的心。他展现了一种为了和平地 追求权利,平等,和公正所需要的持久勇气。 我们为郭飞雄和其他为了同样目标而奋斗的中国人权护卫者和 律师们感到深深地骄傲。」

前线卫士人权捍卫者奖章每年一度颁发给一位为他/她的国家作出杰出贡献的捍卫 者。今年的候选名单包括阿塞拜疆的拉苏尔·加花罗夫(Rasul Jafarov)、墨西哥的 胡安·卡洛斯·弗洛雷·索利斯(Juan Carlos Flores Solís)、埃及的亚拉·萨拉姆(亚 拉萨拉姆)、厄瓜多尔的罗德里格斯·桑布拉诺(Rodríguez Zambrano)和中国的郭 飞雄。

颁奖仪式前,前线卫士行政总监玛莉萝娜说:

“今年所有的候选人都因为他们的工作捍卫其他人的权益而身处险境。他们承受独 裁政权的镇压和报复,但是,即使他们的工作会经常将他们和他们的家庭置于致 命的危险,他们仍然坚定工作。在这个星期里面,我们将荣誉都交给奖章的最后 五强,那五位在囚、在面对囚禁威胁或在逼切危机的人权捍卫者。”

奖章委员会挑选郭飞雄作为 2015 年奖项的得奖者,以表扬他不息的贡献:调查、 汇报、和打击在中国潜越人权的行为。作为作家、法律活跃分子和律师,尽管郭飞 雄受尽身体和心理的虐待,逼使他停止工作,他依然拒绝屈服。

欲知更详尽资料或访问张青或玛莉萝娜,请联络: 前线卫士媒体及传讯负责人 吉姆·洛克伦

电话 +353 1 212 37 50

手机 +353-87-231-6049

Skype: jim.frontline

编者注:

超过十年,郭飞雄同时以法律活跃分子和作家的身分调查虐待和贪腐的现象,并捍卫中国各地人民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在2005 年,广东省的村民尝试拉倒被指涉及贪污的当地首长,郭飞雄为他们提供了法律援助和有组织的支持。因为他提供支 持,当地的警察在没有指控的情况下将他扣留三个月。在2006 年,郭先生出书记载一宗政治丑闻,因而被审前拘留十七个月,被折磨并最后被判监禁五年和罚款 5,500 元欧罗。在2006 年到2011 年的五年囚禁期间,郭飞雄有四十二天被铐在 木板床上、手臂吊在天花板,还有被电击。

在2013 年,郭飞雄组织游行,要求中国政府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七个月后,因为他参与了要求新闻自由的运动,他在没有指控的情况下被拘捕并被 扣留超过一年。在2014 年,政府机关指控他”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并于2014 年 11 月 28 日对他进行了超过 18 小时审讯。判词还未出,郭飞雄却仍然在 囚。

在中国的人权捍卫者现正面对着近几年来最严酷的镇压。中国领导层一边厢强调法 治的重要性,却在另一边厢粗暴地虐待维护法治的人。自七月份,超过二百位人权捍卫者在一次全国性抓捕中被拘留。最少二十四位至今仍然被拘禁或失踪,估计是 政治羁押,而他们的家人和律师都不知道他们的所踪。很多目标本身都是人权律 师,是次的拘留和失踪都只是政府对付他们的第一步。

在监狱里,中国人权捍卫者身陷险境,遭受虐待,不能接受医学治疗,并遭受折 磨。2014 年 3 月,人权捍卫者曹顺利因健康状况恶化但得不到治疗而死在拘留期 间。今年是郭飞雄第三年被拘禁,有律师反映,他的记忆、说话能力还有精神已出 现损害的迹象。

張貼者: NCN 位於 9/10/2015 10:07:00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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