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政变手册

完全政变手册

作者: 爱德华.鲁瓦克(Edward Luttwak)
译者:王亦穹

编者按:葛明先生通读《完全政变手册》之后摘录了其中的重要内容,提供给本刊,供读者参考。这本书所指的政变,指的是在首都突然发动的针对中央政府的武力颠覆,并不适用于中国大陆各地的革命志士,但政变谋划和执行过程中的许多注意事项和地方民变、兵变是相同的。在不暴露自身的情况下,请读者购买台湾木马文化出版社的原书。
第一版自序
任何一个有兴趣的普通人,只要准备好适当材料,都可以靠着本手册打造出自己的政变,只要事先知悉个中诀窍即可。但作者再次必须先提出两句警告:第一,政变要成功,必须具备某些先决条件……。第二,读者应当知道,发动政变的风险远比烹调失败高。
1979年版自序
(新兴国家)缺少了一样东西,既无法在国内制造,也无法从国外取得,那就是真正的政治社群。……新国家的管理阶层对于个人握有强大的权力,这些权力来自现代国家里的全国档案、记录、交通工具、电信设备,还有现代武器。但这些掌权者的行为并不受到法治的拘束,也不用受制于任何真正政治社群所必定维系的道德标准;这些违法者甚至连惺惺作态都不需要。最重要的是,掌权者的行为不受政治压力束缚,因为被压迫者既没有西方民主社会的投票机会,也没有适当的社会架构来发起政治活动。

因此在这些新国家境内,内政败坏的问题无所不在,取代了殖民时期统治者的毫无作为。行贿的问题从过去持续至今,但现在却成为人民和政府打交道时的常态。在过去的殖民时期,人民面临的是距离遥远的极权统治,但现在取而代之的是周密又泛滥的压迫,因为官僚与警察都再也不必面对合法与否——或者至少程序上合法与否——这些规范着殖民者的问题。其结果是横征暴敛可以无上限地增加,公民就算守法也无法确保自己的自由、生命、财产,因为法律根本无法阻止执法者的暴行。
公共权力可以轻易带来个人财富,这个逻辑人尽皆知,掌权者致富的例子更是全世界比比皆是。但一到第三世界国家,这种逻辑的运作进入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境界,不光只有程度上的差别:收贿不再是政治的附加现象,而是治理人民的必备过程,掌权者完全没有自我收敛的必要。缺乏政治社群的后果,完全显现在新兴国家普遍公然贪污的现象上。没有政治社群,就没有有效的道德标准,而没有自然源于社群价值与信念的准则,国家不过是一具机器罢了。从这里,政变因此产生,因为就像其他机器一样,只要找到关键的掣杆,任何人都可以操纵整台机器。
第一章 政变是何物

政变的目标是切断国家长期雇员与当权者之间的关系。如果当权者与国家雇员之间存在着政治联系、民族情感或传统效忠关系,那么要离间他们就比较困难了。……但不管这些关系的本质为何,形成的同盟通常都不够紧密。有意进行政变的人,也因此有了可乘之机。
……国家组织可以视为一部机器,其行动通常不经思考,容易预测。政变利用的就是这种机器般的行为模式:发动政变时,行动者的目标是利用某些部门来夺得控制政府机器的关键“掣杆”;政变执行完毕后,由于政府组织反应如同机器,因此控制了“掣杆”就控制了政府。
有些国家行政组织发展健全,国家这部机器的运作比较细腻,接到命令时个人有足够的空间先判断命令适当与否,再决定是否执行。部分已开发国家就属于此类。在这些国家里,政变很难成功。
大部分的国家……国家机器规模够大,发展却不够成熟,因此有心人只要能够辨认出关键“掣杆”,动手夺权时这些国家便无招架之力。
革命:发起这类行动的人,通常是没有组织的一般大众(至少在初期是如此),其目标则是改变社会与政治结构,并换上一批新的领导者。

宣言(pronunciamiento):基本上,这就是西班牙与南美洲的军方政变。在十九世纪的西班牙,宣言原本是极为讲究形式的行动:一开始先要召开工作会,由军事将领提出意见,第二步则是进行承诺,由各参与者作出承诺,并约定酬赏。然后是呼吁起事,最后则呼吁士兵跟随将官,一同反叛政府。
宣言通常不是为了反抗政府作为,而是表达自由派立场。理论上夺权的目的是为了确认“国家意志”——典型的自由派概念。之后西班牙政府逐渐左倾,军队则越来越向右派靠拢,宣言理论也从原本新自由派的“国家意志论”演变为新保守派的“真实意志论”。此一论点假设国内有所谓的“国家本质”,也就是一种永恒的精神结构,但未必会展现在大多数群众的意志中。军方被赋予的任务是阐释“西班牙本质”,保护其不受政府侵害。必要时甚至可与民众对立。
宣言的领导者通常是特定军事领袖,不过行动时则打着全体将官的名义。宣言与“兵变”或“政变”不太一样,发动兵变者仅为军中部队的一部分,政变则由不具军人身份的人,利用部分军方部队行动。但宣言则是由军方全体发动政权易手。

兵变(putsch):基本上,兵变是战争中或战争刚结束后不久发生的现象,意指军中的正式组织起而反对原本的长官,带领部队夺权。

政变的定义:
政变与上面数种夺权方法虽有相近之处,但最大的差异在于政变不需要发动群众,武装部队的作战也未必会影响大局。
群众或部队的支援当然能让夺权过程更加顺利,但政变者如果在事前就假设自己必然能获得群众或部队的援助,未免有点太天真。如果我方并非握有武装部队的将领,则策划政变时便不能假设手中已掌握住相当数量的兵力;我方想要推翻的政府通常也不可能容许我方进行宣传和组织。可是如果没有这些行动,我方又无法有效运用“广大的人民群众”。
如果政变的武器不是群众,也不是战争,那么政变者究竟要靠什么来夺取国家的统治权呢?简而言之,工具就在政府之内。
政变的正式功能性定义:政变就是,渗透政府机器的少部份关键部门,藉以推翻现任政府,取得机器其他部位的控制权。
第二章 政变的时机

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注意目标。以英国为例,我们若要在那里发动政变,并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可是夺权成功后我们执政的时间应该不会太长,因为英国的人民与官僚对政府的本质与统治的法律基础都有了基本的了解,所以他们必然会揭竿起义反抗我们,恢复合法政权。
这种反应会让政变的初期成功变得毫无意义。而且,就算原来的政府再怎么不受欢迎,新上台的面孔再怎么讨喜欢,都无法避免“政变后不能长期执政”的这种状况,因为社会大众中有相当数量的人民对政治抱持兴趣,积极参与。换句话说,他们承认政府的权力是由正当的程序产生,就算是不支持原来政府的人,也会积极拥护“政权合法转移”的原则。
……人民一旦学会检、质疑上级的命令之后,多半就不会再乖乖接受政变者所发出的命令了,正如他们已经不再无条件地服从政府。在这种国家里,一切命令都必须先经过合法或适当与否的检视。
……
统治者与人民的对话只能在唯一的前提下发生:那就是社会上有足够数量的人民识字,衣食无忧,而且不必害怕“发声”会导致报复。就算具备了这些条件,有些情况仍可能造成双方关系恶化,导致人民对统治者感到冷漠与不信任,有时程度甚至严重到让政变者有可乘之机。
1958年法国第五共和成立,就某方面而言这件事很接近政变。1958年的法国政治死气沉沉,才会因此成为政变沃土。但大多数已开发国家的政治体制都极具弹性,难以作为政变目标。唯一的例外是除非有某些“暂时性”因素发生,削弱了固有体制,摇撼了原本健全的基础。最长见的暂时性因素包括:
(a)长期、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大规模失业或难以控制的通货膨胀。
(b)漫长失利的战争,或是在军事、外交上严重挫败。
(c)多党政治中政权长期不稳定。
……
政变的先决条件

1958年的法国……一个问题,那就是政府与民众间的对话管道失灵。话又说回来,在许多国家——或者说大多数国家——里面,无论该国国内当前的局势如何,人民都没有任何管道可与政府对话。
只要列出最近曾出现政变的国家清单,就可以看出虽然这些国家的民族组成与历史背景迥然不同,但社会经济具有某些相同的状况。只要认清这些状况,就可以发展出一套指标,对照特定国家的基本社经资料后,就看得出这个国家是不是政变的好目标。
经济发展落后

……大部份民众对政治消极以对,不过他们的噤声只是被压迫者的沉默,绝非麻木不仁。贫穷与被剥削感带来深沉的愤怒,这股怒气始终不曾远去,有时便会骤然爆发。
……
虽然群众有时会采取暴力又无从具体解释的行动,回应某些简单且激动人心的议题,但基本上他们无法反抗政府的权威,对政府及官僚的日常作为也兴趣缺缺,不加注意。他们可能服从,也可能逃躲政府发布的命令,却从来不曾反抗命令或思索这些命令是否适当。
权力与政治参与全都掌握在少数受过教育的“菁英”手中。这些人读书识字,受过教育,衣食无忧,生活安稳,所以他们跟绝大多数的本国同胞不同,简直就像另一个不同的种族。大多数民众都承认这个事实,也接受菁英独掌大权的局面,除非被横征暴敛逼到走投无路,否则通常会安于菁英的统治。重点是,无论政权更替合法与否,他们都会接受新领导者。毕竟对他们来说,上台的不过是另一批“那帮人”罢了。
于是,假如在政变发生后,村里的警察上门宣读新政府宣言,广播电台声称旧政府贪污腐败,新政府会为大家带来食物、健康、学校教育——有时甚至还包括民族荣光;大部份民众对这些承诺或指控既不相信也不质疑,只将其视为发生在遥远他方的故事。对政变者而言,只要民众维持这种漠然的态度,就足以让他们成功掌权。
官僚系统的下层人员也有类似的反应——或者说类似的缺乏反应。这些人本身缺乏深切的政治知识,因此旧政府的政策与正当性远不如直属上司重要。上层的“老板”发号施令,握有拔擢或降职的权力,最重要的是靠着这些上司,下层人员在村里才能享有半神般的威势与特权。政变后,下层人员依然服从地方行政中心办公室——不管坐在那里的人是不是同一个——只要里面的人发得出薪水,又跟首都的政治圈有连结就行了。
对阶级较高的官员、军官或警官而言,政变既是危机也是转机。有些人与旧政府关系过深,无法与危机撇清关系,可能的选择只有逃走、起而对抗政变,或是对新政权输诚,以便享受早期效忠者的奖赏。这些人会采取哪一种行动,全看他们如何判断敌对双方的实力消长而定。但对其他大多数阶级较高的人而言,他们与旧政权的关系没有那么紧密,政变代表机会,而非危险。由于新势力需要他们所属的组织提供服务,这些人可以接受政变,进行交涉,要求更高的薪水或地位,也可以像1966年阿尔及利亚一样,抓住短期动荡的机会,另行组织一场政变,自行夺取权力。
在策划与执行一场政变时,大部份的重点都必须放在“影响菁英阶层”之上,让菁英作出对我方有利的决定。不过在低度开发地区,假如菁英阶层决定要反对这场政变,则他们只能透过政治斗争的手段为之。理由是,在政治发达的成熟国家里可以指责对手缺乏合法性,可是这招在低度开发国家没有用,因为人民并未普遍接受政权应当合法的原则。因此反对政变者不能主张恢复正统政权,只能将政变者直接视为政敌,在同样的层次上竞争。但这样一来,反对政变者本身政治或族裔上的敌人也会集结到政变者麾下。不管怎样说,抵抗政变意味着用临时组军的部队对抗已有组织的武力,而且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一般民众几乎必然抱持中立,所以抵抗政变者将陷入孤立。
对大多数菁英而言,政变未必会威胁到自己,因此他们可选的路有两条:抵抗并面临重大的个人危机,或是不动声色以策安全。要表态支持政变很简单,只要什么都不做就行了——这也是大多数人通常会做的选择。
正因如此,不论是社会上的哪一阶级,政变后最可能的反应就是接受现实。一般民众与基层官僚会这样做,因为他们与敌对双方都没有连接;高阶官僚则是因为就算反抗也无法号召到足够的支持,反而会使自己身陷危机。政变要成功,关键就在于大众的抱持沉默。在政治成熟社会中,民众会自发抵抗政变,与其他社会的沉默大众恰恰形成强烈对比。
在极权国家中,如果要孤立那些可能推翻政权者,常见的手段包括午夜上门逮捕和监控所有社团(不管那些社团再怎么与政治无关都一样)。在低度开发国家,社会条件则会自动将反对政变者孤立在一般民众之外。
因此政变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如下:
目标国必须具备特定社会经济状况,可以将政治参与局限在一小部份人身上。
所谓的政治参与,并非在国内政坛举足轻重或是积极参政,而是对政治有大致了解,约略等于经济发达国家中一般人民对政治所具有的理解。此项先决条件也意味着在官僚体制中,除了最高阶的官员外,一般人员只会机械化地听命行事,因为他们的教育程度不足。
更进一步说,这样的“经济先决条件”意味着地方上没有政府系统——或说得更精确一点,缺乏具有民意基础的地方政府。的确,许多低度开发地区都有某种形式的地方政府系统,以传统部族首领作为基础,但这些系统可能扮演的两种角色通常都不是建立在民意上。这些地方政府系统可能本身原来就拥有强大的势力,使得一般民众必须同时接受中央与地方政府系统的双重统治;要不就是这些地方系统早已经崩毁,残余的作用与稍嫌保守的公务员差不多。在这两种系统中,一般民众都无法像西方公民一样,积极参与村里或镇上的小型政治圈。
由此可知,经济落后的环境与典型的成熟民主国家不同,没有政权分数的情形。经济落后国家通常是严格的中央集权制,就算是正处于过渡阶段,权力也可能集中在个别地区,造成各区实际上各自为政。而大家都知道,夺取具体的东西总是比抽象的东西简单。打个比方,集中在少数菁英手上的权力就像一个保护完善的宝藏,但成熟民主社会中的权力却像自由来去的气体——谁能将其一把夺走呢?
政治独立

……政变的第二个先决条件:
目标国必须有相当的独立程度,而且国外势力对国内政治影响程度有限。
地方势力

……
地方势力若是强大到足以控制中央政府,可能会使政变无可乘之机。
……政变的第三个先决条件:
目标国必须有政治中心。如果政治中心不只一个,这些中心必须非常明确,而且权力架构的连结必须是政治关系,不能是族裔关系。如果掌握国家的团体并非出于政治关系而结合,那么除非取得这些团体首肯或中立的承诺,否则政变无法进行。
第三章 发动政变的策略

……
乍看下来,发动政变者似乎只占领了几栋建筑物,逮捕了几个政治人物,“解放”广播电台,就摧毁了强大的权力结构,但大家其实没有看到政变成功的关键。真正奏效的是一连串危险又精细的操作,政府部队与其他武力的威胁在这些细腻的操作下被化解,各方政治势力被迫暂缓行动。……我方要从现有体制内夺取权力,而且只有在营造出新现状、得到固有势力接纳后,我方才能持续执政掌权;但是在一场革命里,所追求的却往往是破坏现状。就算我们想要推动根本性的社会改革,那也可以等到我方成为新的政府、等到我方执政以后再行动。跟传统的血腥革命比起来,政变这样的做法可能更有效率,带来的痛苦显然也少得多。
尽管我方努力避免与各方政治势力冲突,但总是会有些势力反对政变。因应之道是创造新的局面,用来取代旧有平衡,并利用我方掌握的官僚系统与维安部队强力推行统治,大幅降低抵抗。政变最关键的时期就是我方行动已浮上台面,却尚未取得政权的这段过渡时期。在这段过渡期间内,我方必须达成以下双重任务:一方面确保对国家机器的控制,一方面利用国家机器将统治推向全国。在政变当中,无论那一项任务遭到抵抗,都会造成另一项任务面临更严重的抗力,万一形成连锁反应,政变就可能因此失败。
因此拟定策略时必须时时考虑两项重点:第一是以最快速度结束过渡阶段;第二则是在政变前与政变刚发生时,化解可能反对我方的势力。在政变行动阶段,任何任务稍有延迟,都会暴露我方最根本的弱点:我方的政治立场可能遭人贴上标签,导致所有反对我方立场(或别人认定的我方立场)的势力集结在一起。只要政变速度够快,我方不必表明身份,则各方势力就不会有动机或机会反对我方,因为我方仍有和他们结为盟友的可能。一旦稍有延迟,我方就会失去最主要的优势——那就是各方势力一开始的观望态度,还有武装势力集结部署时必然会出现的空窗期。
速度至上,意味着政变的许多任务几乎必须同时完成,换句话说,政变需要大量人员。如果一开始参与策划的只有少数政治伙伴,那么就必须透过策反、招募人才来取得大部份需要的人力。除此之外,我方吸收的人员还必须受过训练并拥有装备,以便准确、迅速地行动。这样的人通常只有一个来源,那就是国家本身的武装部队。
……政变时虽然要让许多势力抱持中立,可是应付政府的主要镇压工作时,却应该采取不同的对策。对付武装军队、警察与安全单位时,我方必须吸收部份部队,进而解除其他部队的行动。应付政治势力时,只需让他们不致起而反抗我方即可。
政府的武装军队有能力直接出动攻击我方,所以在政变之前,务必让他们完全失去作用。至于政治势力,通常在政变之后马上处理即可,不过在某些情况下,政治势力对事态的发展有可能有即时影响,这时就必须把他们当成武装军队来处理。
……在1917年的俄国政局中,铁路与控制铁路的工会在军事上扮演关键角色,其他国家也可能出现类似的势力。……因此政变前我方必须先辨明各方政治势力,加以评估,如有需要,必须先确保各方领袖与组织不致干扰行动。其他不足以直接影响政局的势力也有处理的必要,不过那是政变后提倡和解与共存时的事了。
解除政府的防卫武力

……
从政变的观点来看,武装军队、警察、情报机构的规模与威力增强,既是严重的阻碍,也是强大的助力。
……
国家安全部队人数增加,来源变广,意味着发动政变的我方有了渗透的机会。我方的目的有两个,不但要煽动数支部队积极参与政变,还要让其他部队无力行动。我方不必作战,只须在政变进行的短暂时间内,阻止非我方部队干预即可。
无论渗透、煽动的目的是要让该部队积极加入我方,或是只求对方不要干预,都应该视各部队的组织特性,决定要采取哪种手段。我们面对的是国内所有具备武力的队伍,而且各部队的装备、部署、基本心态都有极大的差异,以下将一一分别讨论。
解除政府军的势力威胁

现代士兵攻击效率高,又有高速运输工具、稳定通讯方式、精良武器作为后盾,因此就算效忠原政权的部队只有一支,只要在我方人数不多、大部份民众与国内武装部队抱持中立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很可能发生),光凭这支部队就足以镇压政变。因此发动政变之前,一定要彻底调查目标国的武装部队,任何有可能干扰行动的部队,哪怕规模再小,都绝不能忽略。
……这里主要讨论陆军,……除了少数特例外,只有陆军队政变有重大影响。……煽动空军叛变的确可以获得极强大的火力,但在我方未来的首都(也是我方政变后的居住地)进行战略轰炸,对新政府的支持率显然有不利的影响。
……
陆军有自己传统的编制方式,但各国略有不同。一般可以分为师、旅、团、营、连、排等几种单位。但撇开理论架构不谈,军队真正的组织与决策重心通常只集中在一两个层级,因此我方的重要任务就是辨认出真正的决策层级在哪里,然后集中精力对付。……为了真正深入渗透军队,有时策反的对象还必须包括决策层级下方数层的人员。在决策层级以上运作,则是没有意义的。
……
主要的发布命令与进行通讯地点应该位在何处,这点乍看不需特别条件,事实上却需要考虑到心理与科技因素。除非士兵训练有素,全心投入行动,否则大多数军队都需要经由上级严格控制,才能达成整齐划一的集团行动,理由是个别的士兵既没有纪律,也没有能力独自进行战斗。如果没有通讯器材让士兵接收新命令,并回报自己的情况,则就算士兵极度投入,也不能让他们在远离主要部队的地方战斗。一般说来,战斗地形越是和缓,或是士兵的纪律与效率越低,则参与行动的单位就必须越大。相反地,军队训练程度越高,装备越精良,或是地形限制越大,部队就可用越小的单位个别行动。
……
研究目标国的军队组织,找出真正的运作层级后,下一步骤就是锁定有能力干预政变的部队,不论他们是敌是友。判断的标准有两种,那就是目标部队的性质与驻扎地点。
……
可影响政变的武装力量是:
一股部队若位在政变发生地的附近,或是拥有运输工具,可以在政变发生后十二至二十四小时内从驻扎地点(通常是首都)赶到政变地点并进行干预,就能阻止政变或接管政府机器,影响政变结果。
如何渗透武装军队

初步调查目标国军队后,我方应该已经得知两项至关重要的情报,那就是可能干预政变部队的性质与组成,还有内部真正的运作层级。……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讨论到军队的形式组织,但现在必须更进一步分析,找出各部队的“关键人物”。……(现代军队)组织的效率仰赖众多武器与设备,还要有专业人员进行操作。每支军队都包含这些不同元素,因此整个系统仰赖两种不同的关键人物:“技术员”与整合他们的“指挥官”。
所以下一步就是认清,谁是可能影响部队、出手干预政变的“关键人物”——不管这支部队是敌是友。由于我方已经锁定部队内的“指挥层级”,无形中谁是“指挥官”的问题已经解决,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出“技术员”。“技术员”到底是哪些人,必须视部队的性质与目标而定。比方说政变时旧政府若想要召唤(首都三百公里外的空军旅级部队),则只要有下面任何一方的协助,就可以阻止这支部队行动:
(i)负责操作通讯系统,让政治领袖与部队联络的人员
(ii)运输机队的空勤或地勤人员
(iii)机场的地勤人员
(iv)起飞或降落机场的塔台航管人员,飞行条件不佳时尤其重要
一般说来,组织分工越细,效率越好,但也越经不起打击。……
这也意味着我方若希望阻止某支部队干预我们的政变,最理想的合作对象将是技术员,而非指挥官。因为前者较容易独自行动,也较容易被吸收(而且安全)。另一个原则是若其他条件相等,解除行动时应先从组织最复杂的部队下手,合作时则找组织最简单的部队。这样不但可以减少遭到突然背叛的风险,也可以将必须拉拢的人数降到最低。
在接近关键人物、说服他们加入我方(以利我方取得部队控制权)之前,必须针对军方收集足够的资讯,以便得知:
(a)在政变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哪些部队可能出手进行干预
(b)该部队真正的指挥系统,还有指挥官为谁
(c)该部队的技术结构,还有关键技术员为谁
要“整合”一支部队进入我方阵营,需要指挥官们主动配合。在技术层级相对简单的部队里,就算部份技术员背叛我方,也不会造成太大影响。如果我方已经成功渗透一支部队,那些忠于原政权的指挥官应该不致造成严重阻碍。
策反的对象究竟要选指挥官或技术员,必须视潜在干预部队的组织与当时的政治情势而定。如果军官阶层与士兵的政治倾向有明显落差,我方可能完全不需要指挥官配合,就可成功吸收到一支部队。但找出士兵中的非正式领袖相当困难,而且我们也没有理由一厢情愿地认定,我们一面在策划政变,军中的政治歧见一面持续在恶化。在另一方面,军中的技术结构比较稳定,较不利于渗透,但我方也不应该过度仰赖军中的技术人员。
在容易发生政变的国家里,掌握军队人事者当然也知道关键人物可能叛变,造成威胁。因此……看似容易下手的部队里,成员很可能都经过精挑细选,值得当权者信任,指挥官也由当权者的心腹出任。……
尚未真正开始搜集个人情报、进行第一次接触之前,我方多半不知道哪些部队与现任政权关系紧密,一般也无法得知哪支部队最后可能加入我方。因此行动前虽然必须先大致进行分类,将个部队区分成可能的盟友或必须解除行动的目标,但不妨先保持行动的弹性。等我方逐渐掌握哪些部队可能加入,就必须将精力集中在可以拉拢的目标上。我方的渗透越深入,加入政变的部队就越值得信任。
如果只需要暂时解除某一部队的行动,那么过度渗透该部队便没有意义。每次接触单一人员都带来风险,知悉政变内情的人越多,计划的保密程度就越差,所以我方必须避免过度吸收人员。
当一名军官被我们找上,受邀加入政变时,除非他完全忠于现政权,不如他就得在眼前许多选择当中择一加入,其中既有机会也有风险。
摆在他眼前的提议,可能来自原政府情报机关的卧底人员,目的是测试他对原政权的忠诚度;眼前的提议也可能是真的,但政变计划却不安全,也不会成功;最后,提议也可能来自胜券在握的政变策划者。
如果是卧底人员的试探,那么接受提议的下场就是失去工作或是付出更高的代价——向上级报告则可获得忠诚的奖赏。如果提议真的来自政变者,那么成功后能否得到好处还是未定之数,向上级报告却一定能立即得到奖赏。在这种情况下,最自然的选择就是向上级报告。
接触人员时所需要用到的所有技巧,都是为了克服上面的推论。我方除了要强调政变成功后,同志能得到相当的好处(必须描绘得远胜过忠心的奖赏),还必须提出另一个有利的论点,那就是点醒目标人物一个事实:他如果去向上级举发,听取报告的上级本身也可能是我方的人。除了大力强调上述两点外,我方还必须尽量淡化可能的风险。在理想情况下,可能加入的人员最好与我方有其他连结或利害关系,让他们加入的动机不仅限于贪欲与恐惧。
……
如果没有现成的激进派系可以利用,我方就只能使用一些小手段,伪称自己的政治立场,接触可能加入的人员。但撇开诚实与否的道德问题不谈,我方的伪称必须口径一致,否则在各方人马面前一律自称同志,最后可能会导致失败。
找出特定军官属于哪一族裔比较简单,分辨他的政治立场则困难得多。但最大的挑战还是弄清他是否被排除在高层指挥系统之外。只有家人或最亲近的朋友才会知道这名军官是否认为长官不公或管理不当,甚至期待天翻地覆的大改变。如果不能直接了解这名军官的心思,就必须借助外在资讯来推测他的想法。
搜集这类情资是,标准的做法是追溯特定军官的职业生涯,好弄清谁没有得到正常的升迁——若是其他条件相同,便可以假设此人很可能参与政变。……不管手段为何,我方的目标就是追踪军校各期毕业生,取得可信的升迁状况。要得知各个军官是否出人头地,不能与部队中的其他军官比较,必须以同期生的发展为准。
……
族裔关系、政治前途、生涯升迁等等全都可以用来预测我方进行接触时,目标人数将有何反应。但有两个重点必须牢记在心。第一与组织有关,第二则是深层的人性。被排挤的人员虽然容易加入我方,但要记住,我们需要的人不但要像技术人员一样配合我方,更必须能带领部队投靠过来。因此吸收对象虽然可能(而且最好)被排挤在指挥高层外,却绝不能是同侪或部属质疑的“外人”。吸收同志时我方必然遇上能力不足、人愿不佳、贪污腐败,或是存心背叛的人物。让这些人加入不但会危及政变的保密,更可能让优秀人才不愿加入。最重要的是,到头来我方吸收的指挥官可能根本无法带着部队倒戈。
还有一件事要谨记在心,那就是人心难测。到目前为止,我方一直试图与军队人员建立连结,打破他们对上级的忠诚,而在各种连结当中,最强大的就是亲属关系。但我方不能完全放心依靠这种关系连结。阿拉伯人有这么一句谚语:“我和兄弟联手打败表亲;我和表亲联手对付外人。”
……
尽管人心难测,我方拟策反加入我方阵营的目标对象,其个人心态又都不相同,我们仍然可以整理搜集到的资料,将各指挥官依可能的反应排序出来。
……
策划与情报收集的极机密阶段完成后,此刻政变的风险便大幅提升。之前已经指出,我方接触的每个人员都有可能向当局告密,造成政变的失败;而最危险的人,就是每支部队中我们第一个接触的人员,因为若是没有这个人的密切合作,我们就无法取得该部队与其中人员的真正机密资料。因此,第一个接触的人员必须在该部队立足已久,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是高阶军官,甚至是总指挥官。择定人选后,我方第一步就是设法与他会面,先吐露一点风声,用模糊与空泛的语句点出“政治改革的可能性”。执行这个步骤的人员或小组必须完全符合下列条件:性别男女不拘,必须精明干练,是策反目标所信任的熟人,却不属于政变的核心策划小组。换句话说,这个人必须具有价值,却又可以割舍。当然这样的理想人选只能尽量去寻找,但不管怎样都不可以将我方核心人员暴露在被密告、揭发的风险中,因为这很可能是致命的错误。……
与目标对象的接触一旦进展到直接讨论政变的可能性,就必须告知他三件事情:(a)我方的政治目标;(b)我方已经成功“吸收”了其他人员与部队;(c)需要他执行的任务性质。我方必须仔细斟酌对目标吐露的每字每句;要放给他哪些情报让他知悉,这也要事前精心规划。时时刻刻都要假设对方可能是情报单位的双面谍。
……我们在陈述我们政变的目的时,必须诉诸政治态度,而非政策或政治人物,因为后者必然较为明确,容易成为被攻讦的目标。而我方要传达哪些政治态度,也必须小心构思或营造:我们传达出去的政治态度要能反映国内面临的困局,暗示既有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还必须反映“形式上”一般大众的政治信仰。因此,如果想在英国发动政变,我方就可以提及“打造更有魄力的政府”,甚至还可以暗示(是事实与否,并不重要),政变与某位知名公众人物有关,例如媒体大亨、企业巨擘、或某全国性产业的大老板等。如果是在拉丁美洲发动政变,博取认同时大概就得暗示“人民交付了神圣的任务给武装部队”,必须由他们出手“清理政治人物的烂摊子”,以便达成“社会/国家的进步,捍卫财产权/个人的权利”。
……拟定口号乍看简单,但实际用语必须经过谨慎斟酌,好取得最佳政治效果。举例而言,我方必须避免太过明确的口号,但营造出的目标如果太过笼统,一方面很可能会引起听众当中较敏锐者的怀疑,另方面又不足以挑起理想主义者的热情。另外还要记住,许多国家的武装部队在心理上与政治上与一般社会完全脱节,因此他们关注的事项与信仰很可能跟整个社会都不一样,甚至可能与一般大众对立。军官可能与市民一样,认为政府应该降低开支,但他们也会同时觉得军队预算太低,远远不敷所需。如果战败或长期的和平而导致军队的社会地位滑落,我方就必须随时强调“让保护社会的英雄重新取得应有的地位……”。
向接触目标人物阐明政变目的时,应该保持一点弹性,以便配合这些人的政治立场(他们的政治立场已被我们打探出来)。但也不要冒着被揭发的风险,向不同的目标对象提出背道而驰的不同理念。我们本身是否相信自己描绘出的远景,这点并不重要,完成政变目的才是重点。附带一提,礼貌上最好提到我方是迫不得已才采取行动,而且也能体谅目标对象本身必然也感受到类似的挣扎。
一旦政变的想法在目标人物的心中开始生根,我方就必须说明他在政变中要扮演的角色。我们不必透露任何行动细节,但有几点必须向目标清楚说明:
(a)他的任务只限于数项特定行动
(b)他的部队中几乎人人都加入了我方阵营
(c)因此他的行动安全无虞
只有在目标人物不再犹豫,确认加入我方后,才能告知他真正的任务。我们必须把细节尽量说明清楚,却又不能说得太过清楚,因为我们不希望他了解这个任务有多重要。举例而言,预定交给目标人物的任务可能是构筑路障,这时必须告诉他应该准备何种装备,调派多少人,如何接收行动讯号,却不能告诉他政变日期,预定设下路障的地点,或是其他部队的配合行动。
情报是我方最宝贵的资产。在政变筹备阶段,我方大部分的优势在于我们已经掌握国家军力的大量情报,而掌权者却对我方所知极少。因此除非真有必要,否则必须避免流出任何情报。尽管我方策反、吸收的对象会认为自己在同意加入前有权知道更多政变细节,但我方若是能坚定清楚地让他感觉到这次政变行动极为审慎周密,他自然会比较安心。
吸收各部队的首批人员后,要说服其他人就简单得多,可加入一起帮忙游说的人员也会增加,因为从加入政变计划到真正执行政变之间,新同志可以负起招收新人的任务。另外,第一批人员通常可以制造“滚雪球效应”,或是更好的“雪崩效应”——有了他们当前例,其他人要加入就更简单了。
成功接触、吸收关键人员后,我方就可以决定该由哪些部队出来积极参与政变。这些部队虽只占全国军力的一小部分,但一切顺利的话,在政变发生的当下,这些人将会是事发现场“唯一”在积极活动的部队。我们要花更多精力来经营这些部队,因为对他们深度渗透之后,一定可以带来回报;过度渗透其他部队则只会带来风险。最理想的状况是我方可以解除所有敌方部队的作战能力,但这点不太可能实现。第四章将继续讨论如何孤立这些我方无法吸收的部队。
在实际的执行阶段展开之前,我方究竟要把部队渗透到何种程度,必须视军事、政治、地理等因素而定。……
如果目标国是交通运输发达的已开发国家,又没有海外驻军,那么在葡萄牙(1974年大部分军力派驻海外)可以凭同样的渗透率与武装解除率而一举政变成功,在目标国却肯定会失败。因为我方无力对付有干预能力的大军。当然,如果我方的筹划者当中有军方高阶将领,那就另当别论。
大部分情况则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目标国会有小部分军队加入我方,大部分军队会遭我方解除行动,另外极小一部分军队则因我方切断通讯与交通而被孤立。但除了军队外,政府的防卫武力还有警力与民兵系统,以下将讨论如何解除他们的行动。
解除警力的势力威胁

……为了应付犯罪,警方通常在全国广设警察局,另外成立数个地区中心,设置特殊侦查小组提供协助。维持公共秩序的任务则由不同的“准军事”单位负责。……警察的工作也有情报成分,一般而言搜集情报的是全体警察人员(与他们的线民),但警方通常也会有特定单位专门处理这方面的任务。我方的防御措施应可有效解除警方情报单位的威胁,而国家情报机关的威胁也同样可以受到我方防御措施的反制。
……
不同警察组织各自分立,这是在解除各国政府安全系统时,必定会碰到的困难之一。……必须依其性质制定不同策略。
准军事警队

……
如果跟我方策反的军队相比,警队的规模比较大,那么就必须针对警队执行整套的军队分析与渗透程序。我方的确可以集中渗透准军事警队,再从技术层面来解除正规军队行动的能力,但一般情况下,军队与警方这两支政府武力之间的实力差距,让我方其实不必这样干。我方只要利用正规军就可以在政变期间阻止警队行动。
要解除警队行动,第一步就是查明他们的规模、部署、组织。……一般警队很可能会有“官僚”心态,也就是只在意职位与升迁,……正常情况下这些警队几乎不会插手政变过程。但其他时候警队的心态也可能近似正规军,亦即注重忠诚与荣誉(还有职位与升迁),也有强烈的政治立场……。
准军事警队的装备、部署、心态若是足以让他们形成有效的干预力量,我方就必须比照正规军中现任政权的“忠坚”效忠者处理他们(第五章当中会讨论武力强制隔离的方法与手段)。一般说来,警队都有官僚心态,虽然有慑人的军队外表与装备,在政变中却不致与正规军对抗。……
市区与国家警察

……我方仔细分析目标国的警力系统后,很可能会遇上警力组成的问题:将警力分成“硬”部队与“软”部队后,也许会发现“软”部队里会有棘手的“硬派分队”,而且规模不可小觑。
从简单的分析即可看出,只有一小部分警力具备对抗我方的能力,而其中又只有少数人员有兴趣出面行动。警察对政变的本能反应是“避过”风头,个别警员也会希望不要与可能的未来雇主直接冲突,否则将危及自己的职位。尽管策划政变通常被视为军事行动,但除非行动完全失败或有一部分开始崩解,否则不会发生真正的战斗。因此警察的武装不足这个事实,并不足以解释为何警察不太愿意出手干预政变,而军队却比较常干预政变。事实上这两种部队的差异在于融入社会的程度。军队较容易发展出异于社会、甚至与社会价值对立的集体信仰与心态,警察却接近一般市民生活,较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发生。
对我方而言,这样的情况可能是优势,也可能是障碍。军队不近人情,意味着政权就算失去社会大众支持,在封闭的军营中可能仍然具有吸引力,造成我方吸收人员时会碰到障碍。但事情也可能刚好相反,亦即某政权可能受到一般民众拥护,却遭到军方抵制。吸收警察几乎总是比吸收军队困难。原因之一是警方的纪律程度较低(纪律程度越高,越会不经思索服从命令),就算成功吸收高阶警官,他的部属也多半不会自动投靠。除此之外,警员生活在一般民众之中,某些封闭军队中可能形成的内部互动,到了开放环境影响就小了许多。军中有所谓的“雪球效应”,我方只需进行有限度的渗透,就可能说服整支部队倒戈,但在警队中就没有这种效果。以上所有因素都指向一个结论:无论警方是我们的敌人或同志,反正警队干预政变的能力不足,而且有不易吸收,所以应当先行渗透军队;至于警队,只要在政变后排除其干扰即可。
解除情报机关行动

在政府的专业安全系统中,情报机关人数最少,通常来说却最危险。因为情报机关与军队或警察不同,他们会积极侦查、抵御我方这类政变团体带来的威胁;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从外部通常无法探知情报机关的组织、部署、人员,有时甚至连其存在与否都不得而知。……
……
在众多情报单位夹击下,我方应变的窍门就是完全采取守势,例外状况是我方与某个情报单位有直接连结,这样该单位就能成为我方活动的最佳掩护。如果没有这样的好运气,绝不能试图渗透情报机关,建立“直接关系”,因为情报单位对这类事件有一套标准反应,那就是利用我方的接触,反过来渗透我方。而我方渗透军队的基本自保技巧(如不透露不必要的讯息,只由我方主动联络等),对情报人员多半不会有用。
为了确保行动成功,行动时必须牢记以下假设——所有情资只要一流出核心小组,就有可能带来危险。因此我方行动的标准程序如下:(a)所有讯息必须完全以口头传递;(b)如非绝对必要,不传递任何情资;(c)联络时只能由核心成员联系外围人员,不可反向而行;(d)如果外围成员可以执行某项任务,就不要让核心成员亲自出马。
这些规则简单又广为人知,但真正困难的是克服任务压力与情绪紧张,确实照章执行。在我方行动中,最敏感的部分就是接触新成员,说服其加入,但情报机关的本质使得这项任务更添危险:在许多国家,情报人员会藏身在毫不起眼的枯燥机关里。……我方很可能不智地试图渗透某个“安全”的机关,最后才发现对手其实是情报人员。我方能进行的防御就只有列出所有可能被情报机关“自然寄生”的单位……
我们毋须自乱阵脚,认为一旦被情报机关渗透,我方行动就必败无疑。只要彻底执行标准保密措施,情报机关很可能只注意到我方行动的一小部分,却不知行动背后真正的目的。就算情报机关发现现实中的政变计划,也许也会暂时按兵不动,好将所有主事者一网打尽——但届时可能已经太迟了。政变计划一旦发动,进入执行阶段,情报机关就无法光凭“情报”打倒我方,因为跟我方已吸收的正规军部队比起来,情报机关的战斗能力通常不值一提。最后,政治保安单位必然对政治情势相当敏感,如果他们得知酝酿中的政变筹划完备,只待夺权,也很可能反过来加入我方。
第四章 政变的策划

要避免(法国1961年未遂政变)那些将军犯下的致命错误只有一种做法,那就是跟前章所述如何应付敌对部队的方法一样:有效化解政治势力的反弹。
政权当然是直接掌握在政府手中,但每个国家与政治系统都有一些团体,他们虽然在政府之外——有些甚至并未直接参与政治——却拥有影响政局的力量。这些力量可能来自他们对特定选民族群的影响(这是民主社会常见的例子),或是因为他们控制了某些政坛上举足轻重的组织。这些团体统称为“政治势力”,无论他们是压力团体、政党或其他组织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他们参与政府组成,政府组成后又拥有影响政府决定的力量。从一个国家中哪些团体拥有政治势力,就可以看出该国的社会与经济结构;政府的决定过程也会影响有哪些势力抬头。
……不管目标国在和平时期是由哪些团体把揽政治大权,在政变的特殊情境下,只有少数团体对我方有重要影响。
政治团体可能用下列两种方式抵抗政变:
(a)号召、派遣全民或部分群众,反抗政变
(b)操作其拥有的科技设施,妨碍我方凝聚力量
……
解除政治势力第一论:一般性的做法

政治与经济一样,需要特定的硬体设施。正如工商业需要道路、港口、能源等配套设施,直接的政治行动也需要某些技术硬体配合。……政府可以利用电视、广播等大众媒体发出讯息,呼吁社会支持原来政权;同业公会与其他组织也利用它们辖下所属的各分部网络发动成员抵抗,而分部与总部连结的工具正是大众电信工具。此外,若是没有公众运输与私人交通工具,大型示威活动也无从举行。
因此要处理政治势力的反弹,一般性的做法就是先对付这些硬体设施。我方必须先将符合目的之设施纳于控制下,再暂时中断其他设施的功能。只要能掌握通讯与运输系统,或至少使其无法运作,就可解除大部分政治势力的潜在威胁。我方还必须逮捕原政权的领导群,因为他们很可能成为反政变者集结的主要精神象征,所以领导群也算是硬体设施的一部分。
另外,展开解除政治势力的行动时,必须特别锁定这些团体的领导者,加以孤立,还要干扰其组织运作。需要用上这些手段的组织通常颇具弹性,又有足够的军事装备,就算硬体设施失效,也足以挑战政变者。
针对硬体设施以及领导人物执行以上提到的措施时,必须先选定特定目标,再从我方已完全策反(或是用政变术语来说,完全吸收)的武装部队中,组织小队逮捕这些目标,或解除其行动能力。
……我们在此先分析政府领导团队,讨论哪些人在政变中必须被隔离,哪些则可以放在一边不管。然后再研究硬体设施,辨识出有哪些硬体设施可能对我们的政变产生不利影响,接着再进一步计划如何占领这些设施或解除这些设施的功能。最后,在我方完成这些“一般性”措施后,部分政治势力可能仍具有抵抗政变的能力,那我们再来研究这些势力的本质,以便解除他们的行动。
政府成员

不管我方再怎么希望减少流血,不管我们的政变所欲达成的目标再怎么自由开放,仍然必须在政变进行期间与政变刚刚结束这段时间内,逮捕某些人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旧政权的领导群,也就是原政府领导者和他们的心腹(不管这些心腹是不是政治人物都一样)。一般而言,光是内阁成员的人数就不少,可能在十到五十人之间,若是再加上这些人的亲友和信任的参谋幕僚(亲友或幕僚们很可能会组织反抗行动),人数轻易就会增加到四至五倍。这些人不但数量庞大,令人不安,而且抵抗我方的时候也会特别坚决,特别危险。他们可能具备名望、气势、权威,足以号召群龙无首的旧政府势力,动员无组织的社会大众,甚至能慑服原本被派去逮捕他们的人员,反将他们纳入麾下。……士兵们通常年纪较轻,执行的又是陌生任务,若是碰上仪表风度都惯于发号施令的人物,难保他们不会放弃原本的任务,转而听从敌方号令。
必须逮捕的目标分散各处,人数众多,再加上可能发生的“慑服效应”,意味着我方不但得派出大量部队搜捕他们,连负责搜捕的人员也必须特别挑选过。由于我方资源有限,行动时必须先将焦点集中在最重要的人物上,等到观望势力加入我方,可调度的资源就会增加,这时着手处理其他人也还不嫌迟。我方不可能将所有具威胁性的人通通逮捕,但至少要确定真正危险的人物没有被遗漏,那就是旧政权的代表人物,包含(但不限于)总统缺位或不能视事时,依法继任或代行职权之人。
……
社会主义国家名义上由党统治……在最原始的规划里,真正的政治权力集中在中央委员会,或是其他层级更高的党委员会。
因此,只要排除了那些仅具仪式功能的人物后,我方必须处理的人数就会减少,再考虑到我方的时间因素,当下必须立即处置的人物就更少了。以经济规划部长为例,这人也许是内阁的关键人物,也是无可取代的技术官僚,但他不太可能发动群众抵抗我方,或是对军队发号施令。政变本身就是一种极端的状况,在政变的当下政治将被简化成最基本的法则,那就是力强者胜。我方应该集中火力处理有能力调度军队者。很显然地,下列人物才是我们的当然目标:
(a)内政部长与其下属(因为他们可以控制警察)
(b)国防部长与其下属(因为他们可以控制军队)
(c)政党领袖(如果该党有警卫队的话)
(d)首相与其他中央官员(因为他们可以整合上述势力)
我们必须记住,基于很多原因,导致政府官员未必如想象中那么好对付……更重要的是,几个有能力调度武装部队的部长可能会组成内部小团体,共享真正的权力……让原有的政府组织流于形式。
……
政变时我们该如何选择“应该优先处理的对象人物”?仅具象征性功能人物……没有逮捕的必要。内阁核心团体与有权控制武装部队者……必须逮捕隔离,直到我方确立政权为止。除了各部会首长外,任何声望特别崇高的政府领导者也属此类。其他部长与高阶公务员……应该等到资源已扩充,或其他较紧急任务已完成,再重新进行分类,将必须优先处理的对象归入上类。
实体设施

大众媒体
政变后我方为了确立统治,最重要的武器就是监管政治中心所发表的资讯,因此占领主要大众传播工具也就成为第一要务。……
由于政变的时程短,目标国的社会环境也未必合适,我方不一定要把报纸等平面媒体当成主要目标。我方只需在政变后确立对我们媒体的控制权即可。……通常是广播和电视,才是政府真正发声的地方。
……
从我方观点看来,广播电台或电视台会有两个难题:(a)播送频道与相关设施数量太多;(b)非常难占领。……我方的目标是仅占领最能代表官方的设施,再解除其他设施的运作。要达成这个目标,最好的方法就是取得电台人员的合作,从内部进行破坏。只要一名技术人员,就可以让一座广播电台暂时失去功能,取得原本需要一整个攻击小队才能达成的战果。
若是无法吸收内部人员倒戈,那么次佳的选项就是从外部进行破坏。我方不必制造大规模的破坏,因为通常只需对发送器的核心动点手脚,稍做移除或破坏,即可有效解除该电台的功能。真正的难题只有我方“绝对必须占领”的那一个播送设施,因为一方面我方对这个播送设施有迫切的需要,另一方面这个目标实在太明显,政府军必然试图将其夺回。换句话说,派往攻占这个目标的小组必须有足够的人力与装备,而且为了避免电台人员拒绝合作,造成障碍,还必须加派一组基本的技术人员来操作设施。

电信通讯设施
……1918年7月,俄国左派社会主义者推翻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之所以失败,原因部分就在于政变者不了解“管制所有通讯”这件事有多么重要。左派革命者……没有一并占据电话局。当政变者忙碌着向全国发送电报、呼吁大众支持的同时,列宁靠电话动员了自己的战斗部队,政变也就在这些支持列宁的部队攻击下,迅速瓦解。
国内的安全主管机关也知道通讯网的重要性。……可能还设有专供安全部队使用的独立线路。……
我方当然不可能扣押所有警察或军方的双向无线电,但只要是可确认并查明位置的设施,都应该从内部或外部进行破坏,解除其功能。我方毋须占领这些设施,只需在政变所需的短暂时间内渗透系统核心,破坏其运作即可。能从内部进行破坏当然最好,因为这样必然比较简单,也安全得多。

城市联外道路
在政变行动期间,如果忽然冒出一批旧政府的支持者或效忠部队,就算人数不多,也可能严重危及我方的行动。……我方的对策是切断一切可能的管道,让政府无法把部队召回首都,因此我方必须:逮捕有权力召回部队的人物,破坏连络部队所需的电信设备,再利用直接的军事手段(但也是纯粹的防御手段)隔离已知的效忠旧政府部队。我方还必须在最后一个环节阻止效忠旧政府的部队介入,那就是控制首都周边与政变现场。
效忠旧政府的部队若是想及时干预我方的政变,就必须快速行动,换句话说他们必须使用主要道路或机场。只要能在适当地点设置有效路障,即可暂时阻止他们进入首都,而我方则利用这短暂的时间,确立自己新政府的地位。等到干预部队好不容易抵达我方政变的地点,会发现他们已经成为孤立的叛军了。……控制首都的联外道路之后,对我方的行动还有别的好处,其中之一就是我方可以创造新政权的存在感,并阻止旧政府领袖与我方未逮捕的人物逃离。如果旧政府的重要人物逃脱,跑到首都外加入效忠旧政府的份子,那可能就会使得反抗政变的活动更加剧烈。这是我方必须防备的危险之一。……

交通要津
战车出现在首都广场,这样的景像不但已成为政变的像征,而且也有非常实际的作用:那就是在政治活动中心制造存在感。在每个国家的首都里,都有相当于英国白厅或美国国会山庄的地区,集中了主要的政治与行政机关。我方必须在该区挑出部分地点,派兵驻守或进行包围。这样做可以达成几个目的:(a)封锁点可以环绕我方小组活动区周边,形成保护墙,让他们不被可能攻破首都的敌方部队攻击;(b)封锁部队可以令人一见而得知我方实力,确立我方统治;(c)封锁部队可以过滤进出该地区的人员,使我方可以捉弄先去无法直接逮捕的人员。
要达成以上目标,我方的封锁点必须难以攻破,否则反而会引来尚存的政府派反攻。撇开这点不谈,封锁点也必须驻有足够的兵力,才能有效过滤人员进出。因此我方必须忍住诱惑,不可以在所有重要地点周边都遍设封锁点,免得造成各点兵力不足。由于我方有能力封锁的地点有限,因此选择时必须特别谨慎。……我方只须选择笔直并宽阔的街道相交处设下封锁点,并沿着这些街道形成封锁区的界限即可。

机场与其他交通设施
政变刚发生后,我方一定要进行的行动之一就是封闭机场,取消所有航班。……利用空运所能送进的部队也许人数极少,但在政变初期的微妙情势下,这批部队可能扮演决定性的角色。
但空运运输的系统很脆弱,它仰赖长度足够且未受干扰的跑道。如果可能的话,我方应该尽量避免依靠空运。我方若是不需要靠空运载来支援部队,就应该解除首都周遭所有机场的运作。……只要利用秘密行动或一点内部接应,派出几部车辆停在跑道上,再配上一小队武装士兵以火力掩护,不让车辆被移开,就足以解除整座机场的功能。从适当地点开火警告也足以阻止任何飞机降落。
其他形式的运输工具在现代几乎不构成任何威胁。……铁路运输仰赖高度技术化的连结系统,只要有一段轨道或讯号被破坏,整个系统就会暂时停止。……

公众建筑
从开始分析至今,我们一直强调要让官僚机器与一般大众目睹政变的现实与我方的实力,因为在我方必须达成的众多目标里,最困难的就是塑造大众的认知。……有些建筑物必须进行占领,或至少控制人员出入。我们只能给这些建筑物下个大概的定义,那就是一般印象中与政权相关的地点,占有它们即代表握有政权。
……
在政变的关键过渡阶段中,具象征意义的建筑物却很可能扮演重要角色。当形势混沌不明时,谁占领了这些建筑,就能对大众与各阶层公务员发出重要讯号。如果我方据有这些象征性建筑,那么那些等着加入胜利阵营者便很可能会投入我方,因此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建筑虽然没有实际用途,却仍然值得我方占领。1966年加纳的政变中……尽管恩克鲁玛本人不在总统府……政变者仍认为有必要冲破守军,占领总统府……因为(首都)市民们已经自动将政治权力与该栋建筑画上等号。幸运的是由于这类建筑地位特殊,非占领不可的目标国内大约只有一处,顶多两处。
……以下目标是任何政变者都应该占领的:
(a)实际政权的所在地……
(b)主要行政机关建筑:国防部、内政部,如果警察或军方总部不在上述建筑内,则应另行占领其总部。
(c)象征性建筑……
等到民众察觉到不对劲,开始询问这些重要地点(不管象征与否)究竟谁属时,政变的行动阶段实际上已经结束了。因此上述目标中,有部份的占领可以推迟到稍后。就实际考量而言,政变中还有更重要,或者至少更紧迫的目标,因此处理行政大楼或象征性地点时,最好的方法就是拿它们当作集合地点,让所有已经完成主要任务的部队在这些地方露面。
解除政治势力第二论:针对特定团体

一旦原政府无法向外发声,人人都见到首都落入我方手中,这时还有哪些团体有足够的力量反抗我方?(略)
第五章 政变的执行

政变的执行阶段就像军事行动,不过要求更高。如果军事战术的一般要求是将部队派到正确的地方,那么政变就要像精确的外科手术,对一国的组织核心一击命中。军事行动也许讲求速度,但对政变而言,速度本身就是不可或缺的要求。但政变和大多数军事行动有一项关键差异:战争中可以保留部分兵力,在战事稍后(很可能更重要)的时候投入;但政变时倾全力攻击才是正确做法。政变的执行阶段需时甚短,今天保留的部队到明日将无用武之地。因此我方应当立刻出动所有兵力,倾力一击决定大局。
政变中没有所谓的长期作战,所以我方几乎无法更正执行阶段的错误。……政变中没有时间让我方应用新学到的教训。就这点而言,政变就像最新型的战争。战略飞弹可以迅速有效地打击目标,因此一切决策必须在计划阶段完成。而同样地,政变前我方也必须详尽研究所有目标,组织起无论是人员数量或人员素质都能胜任任务的小组。每个步骤都必须事先筹画,不容许任何战术上的闪失。
经过如此周密的筹画后,执行期间完全没有设立指挥中心的必要。因为行动时我们没有做决定的余裕,因此也不需要决策者与相关设施。事实上,设立指挥中心对我方反而大为不利,因为指挥中心会成为敌人攻击的具体目标,难以防守又容易被锁定。……我方部队将从根据地现身,直接赶赴预定地点完成任务,期间完全独立行动;我们真正的目的,以及我们每支队伍之任务的关连性,将完全保密,直到敌方任何有效反抗都已经太迟为止。政变的领导者将分散在各支队伍,参与需要他们出门的任务。所以政变发言人将参加预定占领电视台与广播电台的小队,我方未来的警察总长则加入占领警方总部的队伍。由于这些小队人数精简,高度机动,而且我方在政变行动期间没有任何指挥部,因此敌方将不知该把兵力集中在何处,敌方的整体人数优势在这种战术下也无法发挥。我方虽然总兵力较少,攻击单一目标时却可以以多胜少,这就是政变成功的关键。
政变前夕

……
在分析准备阶段时,我们尚未提及一项重大任务:那就是强制隔离“忠坚”的政府派部队。在最好的情况下,我方可以期待那些我们渗透不了、又有干预能力的部队不会太强大,但就算他们的客观实力非常贫弱,我们也绝不能置之不理。放着他们不管,就等于抵消了我方在隔离敌对势力、孤立首都等事情上所做的一切努力,也等于没有保护到自己。政变执行期间各方势力的均衡极其脆弱,有些事件在其他时期也许只是小麻烦,在此时却可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尤其“忠坚”的政府派部队人数若是多于我方,我方就绝对有必要投入大量兵力隔绝他们。
……
我方的目的不是以军事手段摧毁效忠旧政府的部队(因为政变后只要一纸行政命令就可以处理那些干部),而是让他们在关键数小时内动弹不得即可。我方必须使用纯防御性的战术,例如包围所有政府派部队的集中地……虽然我方在战略上处于主动地位(因为我们是希望改变现状的一方),但战术上我方将采守势,这样可以带来重要的技术与心理优势。利用路障隔绝政府派,再派士兵驻守后,我方已经将挑起战斗的责任丢到他们身上。他们必须突破防线,我方部队则可以逸待劳。万一有一整个纵队的政府派部队抵达路障处,他们的指挥官将必须面对穿着同样制服,属于同一个大团队,甚至也许是同一个单位的“敌人”。这时双方都会自称是“奉命行事”,但有趣的是我方发出的“命令”很可能比政府派显得正当。因为此时我方已逮捕部分要员,封锁某些硬体设施,因此效忠旧政府的部队很可能会收到极不寻常的“正统”命令;发布命令者很可能不是原来指挥系统的正常长官,消息可能透过不寻常的紧急通讯传递而来,而且真正的命令乍读之下与政变者可能发布的命令没什么两样。
……当军官们发现事态不寻常时……最可能的行动就是联系长官,要求澄清命令。我方期待的结果是这些长官可能决定保持中立,要不然就是已经被捕。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下级军官都不会等到澄清的结果。
从另一方面说来,如果政府派部队决定强行突破路障,我方也可获得防御的战术优势。这些优势包括可以选择作战地点(如桥梁或隧道等天然障碍),还有预先部署、伪装人员与武器的机会。为了要将心理与战术上的优势发挥到极致,路障设置点必须要有两道防线:第一道(主要为象征性的)防线由适当的物理性障碍组成,像是交叉停放的重型车辆,还有一些“奉命”阻止任何人通过的人员。在此防线之外则是第二道(军事)防线,人数必须远远多于第一道防线,配有武器与必须负责击退来犯敌人的人员(执行细节于附录B讨论)。防守第一道防线的人员必须告知进攻的政府派,我方还有第二道防线的存在,第二道防线则必须进行部分伪装吓阻敌军,因为就算实际上我方兵力不如敌方,他们也无从得知此事。
处理路障点的情势需要非常细腻的手腕,我方必须让己方士兵了解,他们主要的任务是避免冲突,而不是要在战斗中获胜。以更具体的语言来讲,他们的任务是拖延敌军,并无决定大局的重要性,而这样的任务本质也影响到所需的武器与战术。
时机、流程、保密

在最完美的状况下,政变的发动时机最好能完全保持弹性,这样我方就可以利用任何有利的突发状况,像是政治领袖临时离开首都,或是意外爆发的民间骚动等。不过这样的弹性虽然理想,实际上却鲜少发生。渗透军队与警方的过程变数极多,极不稳定;决定加入我方的人数会越来越多,而且因所谓的顺风车效应使得我方人数不断增长。但除非等到政变真的发生,否则这些人当中最后一定会有人转趋中立,甚至与我方敌对。在这同时,知道政变正在酝酿中,或至少知道有事情不对劲的人开始增加,我方被告发的风险也会随之上升。因此发动政变的时机取决于我方渗透军队与武装部队的进展,一旦渗透的程度令人满意,我方就必须出手。这意味着我方不可能在政变前预先决定好日子,通告给各个部队知晓。这也没什么不好,因为这样一来行动日期就不可能被泄漏给情报机关。事实上,我方的部分情报很可能已经被情报机关探知,但这不会影响行动结果。随着我方的准备工作日渐推进,流传在外的情报将会越来越多,但这些消息也会被持续增加的“杂音”所混淆。
我方每次行动都会成为情报,最终都可能被传至情报机关那里。但行动的结果针对我方进行的错误解读也会造成数量相同、甚至更可观的杂音。这样的情况将会使情报机关的分析人员更难以辨明威胁的本质,因为他们所能处理的讯息量并非毫无上限。……流入情报的总量超过了这些人员的负荷量,能够分配给真正情报的注意力也因此减少。
通常情报机关即使能从“杂音”中辨认出真正的情报,他们也不会立即采取行动,因为职业本能会使他们试图摸清计划的种种支线,以便将所有同谋者一网打尽。而幸运的话,当情报机关还在顺藤摸瓜时,政变就已经发动了。但情报机关也会意识到时机的重要性,很可能在威胁浮现时提早行动,逮捕所有已锁定的政变策划者。这样的“紧张”反应在政变前夕将会格外麻烦,因为我方最后的准备工作可能造成流通的讯息量骤然暴增,让情报机关察觉不对劲。就算不去分辨哪些是杂音、哪些是真正的情报,光是情报量大增就足以成为危险讯号(至少对干练的分析人员来说绝对是如此),让情报机关展开逮捕行动。
在实际情况中,几乎没有人能守住政变阵营的所有机密情报。因此行动时应该假设情报机关已经渗透进我方。第三章所讨论的普通防御程序在此可以派上用场,但防备情报机关时还有其他更明确的行动准则:
(a)事先必须明确告知每个“小队”,该小队负责的目标需要什么样的装备与战术,但不能直接指明目标为何。
(b)只有在接获任务开始的讯号后,才能让各小队得知特定的负责目标。
(c)必须个别通知每个小队行动的时机:各小队只有完成任务所必须的准备时间,不能用统一信号通知所有小队同时行动。
由于小队的出发点与目标各不相同,如果规定一个“统一的发动时间”,则将使得部分小队的准备时间不足,同时其他小队的准备时机却会不必要地延长。从发出“政变启动”信号到实际行动间的时间越长,消息就越可能泄露至情报单位处,让他们有时间阻止政变,因为他们派至我方阵营的间谍必然会利用这段时间发出警告。
……解决问题的方式似乎很简单:分别通知各个小队,好让他们在计划发动时同时抵达。
但实务上问题比这复杂许多。与其说我方的目标是让各小队同时抵达,不如说我方希望能同时突破政府情报机关的“早期预警机制”。举例而言,如果第二小队必须穿越整个首都才能抵达目标处,在他们一进入市区,也就是行动前两小时,情报机关多半就已接获警报。当第四小队抵达目标时,对手已经从两小时前就准备迎击了。虽然我方对情报机关的运作细节不甚明了,但可以假设部队进入首都地区时(如果该部队规模够大,或是有装甲车)必然已遭到注意,而且已经被回报给情报机关。因此我方必须确保:(a)我方不会遭到来自内部的威胁,亦即必须尽量消除“过多准备时间”;(b)我方不致因外人注意而陷入危机。结论是各小队必须同时进入首都区。
要达成上述两个目标,通知各小队开始行动的时机必须配合他们抵达首都周边(或其他类似界线)所需的时间。……
开始行动

政变真正实行阶段需要许多不同的人才:在路障地点面对政府派部队时,需要老练的交涉人员;在广播或电视台处,需要有人能够立时调度台内技术人员,说服他们加入我方;目标处若是有重兵防守,则需要相当的战术专家。我方多半资源有限,无法从已吸收的单位或人员中组成高度专精的小组,但大致上还是得考虑目标性质,分派适合的小队。以下将目标分成三类,并讨论适合的人员:

A类目标
这类目标防守严密,还有严格的出入管制……。在危机发生时,这些地点当然会有完备的军事力量,而对许多国家而言,危机可说无时不在,因此这些地点永远有重兵驻守。一方面为了将流血降到最低,避免局势动荡,一方面为了减少所需人力,攻击A类目标的队伍必须较为“老练”,进攻手段包括渗透、诱敌、直接攻击等。
一般来说,尽管我方必须准备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除非我方在目标区的人数居于优势),但实际上应该不会发生太多战斗。目标区的守军一旦目睹我方的大规模攻击准备,不太可能还有全力抵抗的意志。此时我方应该已经切断或干扰他们与指挥阶层的联络,且眼前这种国内的冲突情势,应不致于激起守军抵抗外侮时的爱国意识,况且我方还会尽所有努力让他们有投降的台阶下。凡此种种因素,都会让他们放弃继续抵抗。
如果我方幸运地吸收到大量部队,又有装甲车之类的慑人武装,实际战斗就更不可能发生。不过这些目标还是可能间接给我方带来不少麻烦,但这些问题将是政治问题,与军事无关:占领这些目标需要大量部队,我方必须留意一个敏感问题:“政变之变”。在政变行动期间,情势极为混乱不稳定,我方派出去的其他小组或许规模不大,这些小组的指挥官不致于想到要回过头来反抗我方指挥,但攻击A类目标的我方指挥官却很可能屈服于权力的诱惑。一个人若是才刚率领装甲部队大军占领总统府,很可能会轻易相信自己可将大权攫至手中;倘若他率领的攻击部队实力够强,那么他的下一步行动可能就真的是要夺取大权了。不管我方的政变策略再怎么成功,若是之后权力的果实落入他人之手,一切就只是徒劳无功。因此有必要采取预防措施,以免我方大型部队的指挥官反过来挑战我方权威。要达成这个目标,有时可以将许多不同小队混合编组成攻击A类目标的部队(简称A部队),再由我方的核心成员担任指挥官。如果我方没有这样做的能力,只好退而求其次,在A部队完成主要任务后立即改组,派往第二目标处。这样可以将A部队指挥官的注意力转往别处,降低他们潜在的威胁。A部队指挥官在萌生野心之前,很可能需要一段时间适应状况,任期自己不再是进行危险活动的孤立分子。我方应该预作安排,在他们认清自己立场变化前先下手,解编原本统一的大型部队。

B类目标
这类目标通常是警备不严的技术设施,如电信交换台、电报办公室、非主要的广播或电视台等。我方通常也不需要进行占领,只需解除其功能即可。每个目标都需要一支小型队伍,其中必须有“技术人员”,由他来将任务造成的破坏降至最低。如果目标的功能只靠些微外部破坏就可解除,B小队甚至可以仅由一至二名技术人员组成。就算任务必须在设施建筑物内进行,所需人员也不必太多,只是B小队必须公开行动,而且人员中必须有着制服的士兵或警员。

C类目标
这些是政变期间必须与外界隔离的人物。在占领总统府与其他A类目标的行动中,已经一并包含了逮捕政府主要领导者这个工作,因此,逮捕主要领导者以外的C类目标时,并没有必须攻破的防线,不过必须防备这类目标逃跑。广播电台或总统府也许很难攻下,但这些建筑物至少不会逃跑或隐姓埋名。可是我方要逮捕的C类目标却会同时尝试逃跑以及隐姓埋名这两种行动,因此我方务必及早处理这些目标,确保他们来不及逃离我方小队的控制。通常这也意味着C小队必须比其他小队略早展开行动,这样做并不会打破同时进攻“早期预警机制”的原则,因为这类小队通常人数少且分散,可以秘密行动。
由于C类目标是人类,因此本质上比某些其他目标更难处理。预计逮捕的目标不但可能逃离或隐藏身份,更可能策反原本要逮捕他们的小队。如果目标特别具有个人魅力,我方派出的逮捕人员就必须特别经过挑选,有时甚至必须由核心人员亲自出马。C小队的人员不会太多,因为他们的任务只是进入私人住宅,撂倒一到二个警卫,实际人数视我方整体资源分配与任务需求而定,但通常不会超过十一二人。
一旦成功逮捕C类目标,下一步就是确保他们被妥当隔离。逮捕他们的目的是避免他们利用影响力或魅力与我方为敌,而这只有在政变期间将他们与公众隔离才能办到。在一场号称不流血的政变中,这类目标通常会是唯一的牺牲者,因为消灭他们比囚禁他们简单多了。如果我方决定留他们活口,那么选定的临时监狱一定要非常秘密,没有内部弱点。受爱戴的公众人物一旦逃脱,将会成为反对我方的强力号召,反抗行动也会因而集中。因此与其他实体壁垒相较,保密将是我方更可靠的防御。

在各小队赶赴各自目标处时,我方的其他盟友也会开始行动:从武装部队与政府机关招募来的人员将会执行他们的指定任务,亦即解除技术设施的功能;负责设下路障的小队将会动身至选定地点,准备阻挡政府派部队。这些分散各处的人员贡献至关重要,但身份却不为人知,如何通知他们行动也是一项难题,因为他们分散在政府各处敏感设施之中,要一一联络非常困难。除此之外,这些人当中也许会有情报机关的密探,因为他们不同于其他小队或路障部队,是以独立个人身份加入我方,因此在部队中我方人员互相监视的力量对他们不起作用。让这些人预先知道政变发动的消息极为危险,所以只能在我方夺得广播或电视台后,用首次播送作为他们的行动讯号。
指挥与我方合作的人员时必须注意两项原则:(a)以最快速度完成任务,这点始终不变;(b)尽力将必须使用武力的情况降到最低。这两点非常重要,原因除了之前提过的心理与政治因素外,还有一项更直接的技术因素:我们要利用敌我双方相同的外貌。我方人员当然都是政变当地的本国人民,而且大部分是与敌方制服相同的士兵与警员。相同的外观可以给我方某种程度的保护,因为政府派部队没办法立即辨清哪些人效忠政府,哪些是政变者。使用明确的臂章或辨别标帜通常都是不智的行为,因为这样等于放弃了身份不明的保护,而我方需要所有可用的保护措施。凭着相同的衣着,我方人员在首都移动时(多半是在夜间)只要不先开火,多半不会遭到敌方攻击。先行攻击等于协助敌方,因为这是他们辨明敌我的唯一方法。除此之外,我方在政变之前一直隔离各队伍之间的横向联络,一开始是为了防范情报机关渗透,后来则是为了维持自己在政变阵营的领导地位,不过这样一来,同属我方的队伍很可能误起冲突。亦即我方混淆敌军的手段很可能会使友军付出代价。除非我方队伍少用武力,只从事自卫,否则同志间的冲突很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行动阶段后的局势

一旦占领或逮捕了所有目标,阻绝了政府派部队,解除了官僚系统与武装部队其他人员的行动,政变的行动阶段(也是较机械的阶段)便已完成。
但此时一切仍处于紧张状态:旧政府已无法控制政府机器的关键部位,但我方仍未完全取得政权,只占据了部分实体地点,而且范围限于首都。如果能继续保有已取得的成果,那么那些希望维持法律与秩序的政治势力,便多半会向我方投诚。所以我方的目标是冻结现有情势,以便让投诚早日发生。虽然政变前我方希望推翻既有情势,但政变后必须将所有精力都投注在维持局势稳定,或者该说使一切重新稳定下来。
要稳定情势必须从三个层次着手:(a)在己方阵营中,我方的目标是避免军队或警队的盟友起而掠夺领导权;(b)在政府官僚体系内,我方希望获取公务员的效忠与合作;(c)面对社会大众时,我方希望得到人民的接受。我方将利用在个别层次已有的成果,扩大对其他层次的控制,但各个层次仍有其专属的特别策略。

稳定我方部队
在政变策划阶段,被我方吸收的武装部队人员都明白,政变是否成功,以及他们的人身安全能否确保,取决于我方行动能否彼此配合。但在行动阶段刚结束之际,我方的实力完全展现在他们之间控制的部队上,因此他们非常可能受到诱惑,发动自己的夺权行动。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们也许会串联我方吸收的其他指挥官,取得他们的同意,剥夺我方的领导权。除了上文提到的解编手段外,我方唯一有效的防御措施就是完全掌控所有“水平”或“横向”的通讯管道。换句话说,所有被吸收的军官都必须透过我方,才能彼此联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时我方可以独揽所有部队通讯设施,但这个手段只有在首都区特别辽阔时才管用,而且短时间内就会失效。通常我们需要的是较间接的政治与心理手段,用以分化我方吸收的军事指挥官。手段之一是承诺拔擢我方选中的年轻军官,因为在正常情况下,这些人就算参与了政变也不可能获得快速升迁。另外我方也可以点醒军队与警方的盟友,指出他们未参加政变的同僚可能会试图集体取代他们的位置除非他们——还有我方——能够继续紧密合作。一般说来,我方应该要让所有可能造成威胁的人物继续忙碌,他们的任务重要与否不是重点,至少可以分散他们的精力。另外我方还必须让部队继续保持中立,只要未参加政变的军方与官僚领袖开始投入我方,我方控制原来军警领袖的能力就会大增,因此需要烦恼内部威胁的期间其实相当短暂。一旦我方地位稳固,最好的策略就是用一般的软性手段将这些危险盟友一一排除,像是将他们派至国外任职,赐予他们徒具名义或偏远的指挥职,或是将他们“升迁”至较不重要的政府职位等。因为从一开始我方阵营内部就很可能酝酿着另一场政变,因此种种安全措施虽然名为防备情报机关,却也有另一项实用功能:这些措施可以避免我方人员私下联络,另起图谋。如果一开始内部的安全措施够彻底,足以隔离卧底人员,让情报机关的渗透不致造成大碍,那么这些措施也可以防止内部人员彼此联络,与我方为敌。根据计算,在采取守势的军事情况中,就算部队里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士兵忠于指挥者,该部队仍然可以正常运作,进行指定任务。虽然整体而言我方是对抗原政权兵力的进攻方,但从心理与战术层面而言我方均属守方。换句话说,虽然我方部队本质上不甚忠诚(否则一开始就不会加入政变),但应该仍可以顺利运作。

稳定行政机器
面对第二个层级,亦即我方未吸收的军队与官僚人员时,我方采取的态度部分取决于我方对于我们“已吸收”部队的控制程度。假设我方相当程度上可以稳定指挥这些吸收过来的部队,便不应该太早要求多数军人或政府行政官僚人员表态效忠,因为这些人都是直到政变发生后才知道我方的存在,他们无从了解我方究竟吸收了多少人员,所以他们最主要的忧虑是自己在既有体制的位置会不会受到威胁。如果大部分武装部队指挥官或政府部会里面的官员都加入了我方的政变,那么没有加入者,日后几乎不可能快速升迁。若是让这些士兵和官僚发现加入政变者为数不多,则他们就会体认到自己握有相当的筹码:那就是任何政府都承受不起一口气失去大量公务员,我方即将成立的政府当然也不例外。不过在政变刚结束时,这些人多半会以为自己是被孤立的少数派,职业生涯或甚至人身安全都岌岌可危。这样的不安感可能会促成两种不同反应,但一样地极端:这些人可能会挺身而出,对政变领袖宣誓效忠;也可能会发起或加入反对我方的行动。对我方而言两种反应都不是好事。他们的效忠宣言,对我方而言一文不值,因为这些人才刚背叛了原来的主人;他们的反抗行动,则必然为我方带来危险,有时甚至会导致我方灭亡。因此处理军方与政府官员的方法,就是消除他们的不安。我方应该直接与高阶军官和官员建立沟通管道,人数越多越好;再以令人信服的态度强力传达一项讯息:政变不会影响他们在体系内的地位,政变的目标也不是重新打造现有的军队与政府结构。顺带一提,这项原则也牵涉到计划阶段的技术细节,亦即我方破坏通讯设备的手法必须讲究,以便事后可以轻易复原设施功能。
在媒体上进行宣传时,这些人数虽少、地位却重要的人群也会接受到内容,但我方最好还是与他们直接进行秘密沟通。广播或电视上的宣言可以传达我方大概的政治立场,无形中也可包装我方对官僚与军官的承诺,但真正重要的还是向他们保证职位不会受到威胁。如果是握有重要部队的指挥官或重要官员,我方甚至可以更进一步,与他们达成互相支持的实质协定。但我们应该记住,我方的主要优势在于只有我方才知道自己的实力,因此协议时最不智的就是让对方看出我方亟需援助。在其他方面也一样,任何可能暴露实力的情报都会危及我方,因为我方的地位与就来自必须隐藏自身弱点。相同地,就像处理己方吸收的部队一样,我方也应该尽所有努力阻止非我阵营的军官与官员彼此联络,因为若是有人打算从我方夺权,那么他们必然得互相联络。如果我们能让对手摸不清我方渗透旧政府到底到什么程度,那么就可以让他们打消夺取的念头。对手若是摸不清别人所属的阵营,必然会意识到风险,不致到处邀人加入反抗,但我方仍然应该直接阻止他们之间的联络,因此有必要控制交通与通讯设施。

从夺权至掌权:安抚社会大众
一般民众没有军队的武器,也没有官僚的行政机器,但他们对政变后新政府的看法将会是决定大局的关键。我方的初期目标是恢复公众秩序,但长期目标则是得到大众接受,不必再以武力强制执行我方的命令。在这两个阶段都必须控制硬体设施,使用强制手段,但政变发生一段时间后,政治手段将越形重要,武力手段的重要性则将递减。
政变行动结束后,我方第一批发布的命令就是冻结一切情势,禁止人员移动。此时的手段包括完全宵禁、中断所有公共运输工具、关闭所有公共建筑与设施,还有切断电信通讯服务等。这些手段就算不能完全阻止反抗我方的活动,至少也能对发动反抗者造成妨碍。对我方潜在的敌人而言,有组织的抵抗将会变得十分困难,因为他们没有号召或彼此通讯的方法;而从另一方面说来,这些方法也可避免群众自发的抗议活动,因为可能加入暴动的人民必须以个人行动打破宵禁,但如果没有可以隐身在群众里的机会,敢于这样做的人不会太多。
在首都外,我方的实体禁令效力会减弱,但首都既然为全国交通与通讯集中中心,封锁首都即可干扰人员与情报的流通。实体禁令在本质上属于消极的、防御性的,所以我方应该尽量降低对这些措施的依赖,以免过度执行这些措施,让那些被吸收的部队地位变得太过重要。
我方第二个工具则有弹性得多,那就是控制大众媒体。媒体在此时变得特别重要,因为其他讯息流通的工具已被我方的禁令切断。除此之外,政变过程充满混乱与戏剧性,意味着人民将高度关注广播与电视上的消息。在从事广播与电视宣传时,我方的目标不是提供有关情势的讯息,而是利用独揽媒体的机会,将事态推向我方希望的方向。在政变后的宣传中,我方必须达成两个主要目标:(a)强调我方实力,吓阻意图反抗者;(b)安抚民众不安,避免引发反抗。
要达成第一个目标,我方必须传达政变的现实与我方实力,而且不必试图为己辩解。具体做法是列出所有我方发布的禁令,强调法律与秩序已然完全恢复,并声明所有反抗皆已停止。我方的孤立措施是反对者的一大障碍,因为他们必须单独行动,无法联络亲友同志。政变当下若是传出任何反抗我方的消息,都会打破原本的孤立感,挑起强力的反抗活动,因此我方必须用一切手段封锁这类消息。如果反抗活动真的发生,而且激烈程度与地点瞒不过大众中的特定人士,那么我方就必须承认这类活动的确存在,不过必须大力强调这些行动是“孤立”的事件,是部分被误导或品性不端的人士所执意发动,与任何特定政党、族群或团体无关。只要我方持续实践孤立原则,反复发布长篇的行政与实体禁令,并强调法律与秩序已经重新稳定,就可以让从事反抗行动变得很危险,而且又徒然无功。
我方宣传战的第二个目标,就是安抚社会大众的恐惧,让他们知道发起政变的不是敌国也不是激进分子,并让特定团体相信政变对他们没有威胁。达成第一点的方式是操作国家符号,宣称我方信仰的是主流价值……
宗教上习惯将荣耀归于神,失败归于自己,但对民族主义者而言,成功应该归于国家,而失败则归咎外国。……
……
在我方控制下,各个源头流出的资讯都应与我方其他措施配合:实体禁令必须被颁布、解释,而我方接下来的政治动作也将有适当的粉饰。武力镇压可吓阻或击倒反抗活动,宣传活动将铺下我方最后掌握政权的基础,但只有政治手段才能赢得基本的主动支持者。如果前政权异常残暴、贪腐或落后,我方将可轻易获得大众接纳。不过就算如此,还是只有政治笼络才能让特定族群积极投向我方,例如我方可以支持维护特定族群利益的政策,使他们有理由促进(或至少愿意见到)我方政权持续。……争取特定利益团体的支持通常意味着得罪其他团体,甚至与他们为敌。我方显然必须评估发布某项政策所带来的政治“净利”。换句话说,我方不但必须考量各个团体的政治势力,也必须考虑这股势力的即时影响。……从另一方面说来,若是我方短期地位稳固,但长期而言可能遭到军方盟友的夺权背叛,那么我方的目标就是培养出足以直接与军方抗衡的势力……
政变的策略还应该顾及一项介于情报战与政治宣传之间的任务,亦即如何“合法化”我方政变。就定义而言,政变显然是非法的,但合法性是否重要,或是非法的影响能否被淡化,全视目标国整体政治环境而定。……例如宣布进行大选或公投(以便在事后赋予新政府正当性),或是公开承认政变的确是宪法规定外的手段,的一切都是为了反抗违宪的政府。这样就可将我方的违法解释成对方违法在先的后果,而且我方必须声明,旧政府的违法作为乃是“出于自愿”且“永久”,我方的行为则是“出于被迫”且“暂时”的。
在我方进行必须的政治程序,希望赢得积极支持且树立权威时,上述的手段成效有其限度,因为一切都取决于我方活动当时的特殊政治环境。但还有一个特殊问题需要讨论,那就是如何获得其他国家的承认。……在国际法上,如果旧政权还保有某种程度的控制权,其他国家过早承认新政府将被视为侵略。不过在其他国家礼貌性地保持缄默一段时间后,如果有足够的证据让他们相信过去的外交关系将可持续,这些国家通常都会承认政变后的政府。我方要做的就是简单发布正式公告,言明所有邦交与联盟关系不会改变,过去的外交协议与义务仍然有效,他国在本国的合法利益不会受损。……
交换过必须的情报与保证后,新政府通常还是可以顺利获得国际社会承认……
外交承认是新政府树立统治权的一般程序之一。除非成功获得承认,否则我方只有武力镇压这项脆弱的工具,而我方也将面临许多挑战——包括另一场新的政变。
附录A 镇压经济学

我方成功执行政变,并在官僚体制与军队内树立权威后,政治上能否长期生存,大部分仍视我方如何处理经济发展问题而定。经济发展通常被视为“好事”,几乎每个人都希望经济更繁荣,但对我方(现在已经是某国刚成立的新政府了)而言,追求经济发展并非最佳目标,因为这样会妨碍到我方的主要目的,也就是稳定的政局。
经济要发展,就必须扩张人力与硬体资源,并加以改善。但不管是人才训练或工厂建设都需要大量投资。为了要投资,就要从人民身上拿出原本会被花掉的目前收入,挹注到别处作为资本。很显然地,投资率越高,经济发展就越快,但“当下”的生活水准却会相对低落。……经济上有所谓的生存界线,一旦低于这个界线,人民(或者说大多数人民)就会饿死,或是倒退回到自给式的经济制度。但收入在还没降低到经济生存界线之前,会先碰到所谓的政治容忍界线。一旦低于这条线,身为政府的我们就会被推翻。“政治容忍界线”……有两个因素要讨论:国家安全系统与宣传机器的效率。
……
……我方的基本难题:如何达成经济发展,满足菁英阶层与即将跻身菁英阶层者的期待,又不用向大众课征超出政治容忍界线的税金,以免激发反抗。我方有两项主要工具,可以用来说服大众牺牲目前的消费享受,换取未来的收入增加,那就是宣传与镇压——两种方法搭配在一起使用的话,成效更佳。……
……
附录B 政变的战术讨论

在政变的决定性阶段中(也就是展开实际行动时),我方将可动员先前渗透、策反国家安全系统等手段争取来的部队,派他们占领某些实体目标,或捉弄某些目标人物,要不然就是解除某些硬体设施的功能。武力是这些行动的必备条件,但流血冲突将会使形势动荡,带来我方不乐见的后果,因此我方的行动目标是最好不必动武,只凭武力威胁使对手屈服。在附录B中,我们将分析两个主要问题:(a)行动小队的编组与运作方式;(b)路障部队的部署。对我方来说,这两个问题的主要考量都是避免流血冲突,或是将流血降至最低。更重要的任务则是要确保政变后,我方的权威不会遭到己方的士兵或警察挑战。
行动小组的编成

我方对军警的渗透可能广泛而分散,也可能集中在几个大型军团里。在第一种情形中,我方部队将由许多较下层的小队组成。这些小队的指挥官可能决定加入我方,但更上级的军官——那些统领整个大队的指挥官——则不在我方渗透范围内。在第二种情形中,数支较大的队伍将“集体”带枪投靠我方,带来所有或大多数装备。……
这两种形态各有其优缺点。渗透许多小单位部队将为我方带来额外的掩护,因为支持旧政府者无法立即分辨哪些部队已经倒戈,哪些则仍然忠诚。对我方而言,由这些前同僚来抵抗效忠旧政府的部队,也对我方有利。从另一方面说来,一次吸收几个大型军团可以将行动协调与同志辨认的问题降到最低,更重要的是行动的保密程度将因此提升,因为大型军团内会有某种程度的互相监视,可以阻止成员重新回到旧政府的旗下,或是将我方出卖给情报单位。不过行动阶段结束后,小单位组成的军队对我方而言安全得多,因为我方地位被军方同志篡夺的风险大减……
无论我方吸收部队的来源为何,通常都得视政变需要重新改组,因为性质特殊的任务众多,必须由许多不同的小队执行。除非我方兵力较多,或是具有其他类似的优势地位,否则所有部队都必须经过改组才能作战。我方将会需要三种队伍与路障部队,用来处理第五章里的三种目标,因此必须由已吸收的部队与个人当中挑选足够人数,组成A、B、C三种小队。
A小队的任务是占领主要防御目标(A类目标),如国家领导者的住处、主要电视与广播电台、军方与警方的总部等。跟其他两类目标比起来,A类目标规模较大,结构也较复杂,所以每支A小队都必须包括下列四种组成人员,人数则视目标不同而定。
(a)“平民”渗透小组:这个小组人数非常少,只需要几个便装人员携带藏好的武器或炸药混进去。他们的任务是以公开、合法的“访客”身份进入目标,从内部协助我方人员占领该地。协助的方式可能是直接从内部发动攻击,或是在内部制造混乱,分散注意力。但在主要广电设施内,这些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避免敌方利用该设施对外发布警报。
(b)诱敌小组:驻守目标的防御部队越多,这个小组的地位就越重要。以总统府或皇宫为例,通常会有一整个陆军部队驻守该地,这时计划中最关键的就是制造事端,引开部分驻军。诱敌小组可以制造混乱,或是直接攻击附近较不重要的目标。整个诱敌行动必须精算时间,好让政府派部队来得及反应,还要算进他们赶到诱敌现场所需的时间,然后才对主要目标发动真正的攻击。
(c)掩护“火力”小组:这个小组人数不必太多,但必须具备强大火力,尤其是装甲车或战车。小组的主要功能是展示火力,打消政府派部队的抵抗决心,另外还要封锁其他接近现场的道路,以免敌方支援部队赶到。
(d)攻击小组:这是人数最多的小组,挑选人员的标准则是他们的一般战斗能力,不过这些技巧最好可以不必派上用场。
……
B、C小队的任务分别为破坏选定设施与逮捕政治人物,因此不会遭遇重大的战术问题,计划行动时只需考量如何编成具有适当装备的小型队伍,还有如何分派目标,协调行动时间等。执行任务时,每支小队大约派出几辆吉普车载得下的战斗人员,再加上一名我方核心人员(如果逮捕目标是重要政治人物的话),或是一名技术人员(如果破坏目标需要高度专业技术的话)。
路障部队的部署

尽管我方的希望是政变发动前,政府不会知道我们这场政变的时程表,但一般而言,原政府应当不至于麻木到对于政变的可能性浑然不觉。在政治不稳定的国家,当权者常常会大费周章,培养政治上可信任的部队或武装警察,对抗来自内部的安全威胁。这些部队的指挥官与人员通常与当权者有同样的族裔及宗教背景,还有其他安全机制,以便确保这些部队的政治忠诚。渗透这类“御用部队”非常困难,我方其实可以直接把他们排除在吸收范围之外。而除了这类军队之外,有所就算我方已经成功吸收所有主要部队,或是已由内部解除其他部队功能,我们仍然必须面临着被意外倒戈,或者是突然出现一支未被我方渗透部队的危险。基于上述理由,负责封锁首都,隔离政府派部队的路障部队就非常重要。我们已经再三强调过,如果有忠坚的效忠旧政府部队出面干预我们的政变,无论这篇忠坚部队的规模多小,都可能发挥不成比例的强大作用。
驻守路障部队的任务与攻击部队正好相反。攻击部队不必控制人员出入,只需尽力施加最大伤害;驻守路障部队的任务则是阻止敌人通过,而且尽可能降低对地方的伤害。
……
“观察线”(或是以军事术语来说,屏蔽(screen))的功用为:当效忠旧政府势力的部队离开交通工具,在我方路障前选择一个据点后,我方对这些部队所进行的包围。此时我方部署在重要道路或街道的“象征性”人员将在这里针对效忠旧政府的部队展开劝服的工作,对他们诉诸“上级命令”及“袍泽之情”这两项动人的工具。如果劝服无效,则我方的人员也将明确指出后方还有我方的主力部队镇守,以及反装甲武器的据点(如果我方能弄到战车,那也该于此时指出这项事实)。我方守军主力的指挥官,也就是路障地点的“利牙”,必须经过慎重挑选。效忠旧政府的部队若是选择动武,我方指挥官必须能够抵抗到底。我方也必须让旧政府的部队了解,如果大家在这个路障前面打起来的话,将会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
(选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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