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喻吉 脱亚论 原文 (译)

随着世界交通的手段便利起来,西洋文明之风逐日东渐。其所到之处,就连青草和空气也被此风所披靡。大致说来,虽说古代和今天的西洋人没有多大不同,但他们的举动在古代较为迟钝,而今天变得活跃起来,无非是利用交通这个利器的缘故。对于东方国家的当务之急来说,此文明的东渐之势十分强劲,如果下定决心来阻止它的话,这样做倒也不是不行,但观察当今世界的现状,就会发现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莫不如与时俱进,共同在文明之海中浮沉,共同掀起文明的波浪,共同品尝文明的苦乐,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文明就像麻疹的流行一样。眼下东京的麻疹最初是从西部的长崎地方向东传播,并随着春暖的气候逐渐蔓延开来。此时即便是痛恨该流行病的危害,想要防御它的话,又有可行的手段吗?我确信没有这样的手段。纯粹有害的流行病,其势力的激烈程度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利害相伴、或利益往往更多的文明了。当前不但不应阻止文明,反而应尽力帮助文明的蔓延,让国民尽快沐浴文明的风气,这才是智者之所为。西洋近代文明进入我日本以嘉永年间的开国为开端,虽然国民渐渐明白应该采用西洋文明,气氛也逐渐活跃起来,但在通往进步的大道上,却横卧着一个守旧衰老的政府(这里的政府指德川幕府――译者注)。应该如何是好呢?保存政府的话,文明是绝对进不来的,因为近代文明与日本的陈规旧套势不两立。而要摆脱陈规旧套的话,政府也同时不得不废灭。如果试图阻止文明的入侵,日本国的独立也不能保证,因为世界文明的喧闹,不允许一个东洋孤岛在此独睡。对此,我们日本的有识之士,基于“国家为重”、“政府为轻”的大义,又幸运地依靠帝室的神圣尊严(这里的帝室指天皇――译者注),断然推翻旧政府,建立新政府。国内无论朝野,一切都采用西洋近代文明,不仅要脱去日本的陈规旧习,而且还要在整个亚细亚洲中开创出一个新的格局。其关键所在,唯“脱亚”二字。虽然我日本之国位于亚细亚东部,但国民的精神已经开始脱离亚细亚的顽固守旧,向西洋文明转移。然而不幸的是在近邻有两个国家,一个叫支那(这里的支那指中国――译者注),一个叫朝鲜。这两国的人民,自古以来受亚细亚式的政教风俗所熏陶,这与我日本国并无不同。也许是因为人种的由来有所不同,也许是尽管大家都处于同样的政教风俗之中,但在遗传教育方面却有不尽相同之处。日、支、韩三国相对而言,与日本相比,支国与韩国的相似之处更为接近。这两个国家一样,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都不思改进之道。在当今交通至便的世界中,对文明的事物不见不闻是不可能的。但仅仅耳目的见闻还不足以打动人心,因为留恋陈规旧习之情是千古不变之理。如果在文明日新月异的交锋场上论及教育之事,就要谈到儒教主义。学校的教旨号称“仁义礼智”,只不过是彻头彻尾的虚饰外表的东西。实际上岂止是没有真理原则的知识和见识,宛如一个连道德都到了毫无廉耻的地步,却还傲然不知自省的人。以我来看,这两个国家在今日文明东渐的风潮之际,连它们自己的独立都维持不了。当然如果出现下述的情况的话,又另当别论。这就是:这两个国家出现有识志士,首先带头推进国事的进步,就像我国的维新一样,对其政府实行重大改革,筹划举国大计,率先进行政治变革,同时使人心焕然一新。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那么毫无疑问,从现在开始不出数年他们将会亡国,其国土将被世界文明诸国所分割。在遭遇如同麻疹那样流行的文明开化时,支、韩两国违背传染的天然规律,为了躲避传染,硬是把自己关闭在一个房间里,闭塞空气的流通。虽说经常用“唇齿相依”来比喻邻国间的相互帮助,但现在的支那、朝鲜对于我日本却没有丝毫的帮助。不仅如此,以西洋文明人的眼光来看,由于三国地理相接,常常把这三国同样看待。因此对支、韩的批评,也就等价于对我日本的批评。假如支那、朝鲜政府的陈旧专制体制无法律可依,西洋人就怀疑日本也是无法律的国家;假如支那、朝鲜的知识人自我沉溺不知科学为何物,西洋人就认为日本也是阴阳五行的国家;假如支那人卑屈不知廉耻,日本人的侠义就会因此被掩盖;假如朝鲜国对人使用酷刑,日本人就会被推测也是同样的没有人性。如此事例,不胜枚举。打个比方,屋院相邻的村庄内的一群人,在他们出现无法无天的愚行而且残酷无情的时候,即使这个村庄里偶尔有一家人注意品行的端正,也会被他人的丑行所淹没。和这个例子一样,支、韩两国的影响已成为既成的事实,间接地对我外交产生了障碍,这样的事情实际上并不少,可以说这是我日本国的一大不幸。
既然如此,作为当今之策,我国不应犹豫,与其坐等邻国的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可。与坏朋友亲近的人也难免近墨者黑,我们要从内心谢绝亚细亚东方的坏朋友。

影响
此文在日本民间广泛流传,而且为日本文化及明治维新的现代化带来巨大影响。福泽谕吉被誉为日本历史上其中一位最伟大的思想家。日元的一万元钞票印有他的肖像。
福泽谕吉简介(1835~1901)Fukuzawa Yukichi
日本明治时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教育家,一个有渊博知识、过人眼光、非凡胆识的,将思想与行动完美结合的大学者;庆应义塾创始人。
1835年 1 月10日生于大阪,卒于1901年2月3日。自幼学习汉字,受儒家思想熏陶。1854年赴长崎游学。
1858年受藩命到江户(今东京),在筑地开藩属兰学塾,任教师。1860年,随幕府遣美使节团赴美访问,深受西方资产阶级近代文明影响。
1861~1862年,随幕府遣欧使节团历访法、英、德、俄、荷兰、葡萄牙各国,广增见闻。1867年再次赴美国访问。
1868年明治新政府成立后,他将兰学塾迁往东京芝新钱座,称庆应义塾,从此专心从事教育和著述。1871年又将义塾迁至三田。积极倡导文明开化,宣扬爱国、报国思想,主张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反对西方列强的压迫。
1873年,他和森有礼等人创立明六社,出版《明六杂志》,从事启蒙活动。他的译著《西洋情况》、《西洋旅行指南》等多是介绍西洋文化的启蒙著作。此外,《劝学篇》和《文明论之概略》是其最有代表性的著作。1885年,在他创办的《时事新报》上发表《脱亚论》,主张日本与欧美列强一起瓜分、宰割中国和朝鲜,进而争霸亚洲与世界。他一生未入仕途,著书100余种。晚年著有《福翁自传》。福泽在日本思想史上的重要贡献在于为处于历史转折关头的日本指出了新的方向,而这一认知基于福泽对世界文明发展规律的宏观把握。福泽承认,在漫长的幕府时代,儒家文化对日本摆脱蒙昧和迷信,提升日本的文明水准起了重要作用,但站在西方文明的背景下,福泽又对儒家文化持一种严厉而鲜明的批判态度,他坚持认为,日本人的虚假落后的一面也正是中国文化影响的结果。日本要实现以西方为标准的现代化,就必须摆脱儒家文明,学习西方文明。他本人的责任正在于挺身而出,肃清儒家文化对于日本现代化的束缚,传播西方现代文明,从根本上改革日本人民的精神。与同代中国知识份子相比,福泽受儒家思想的束缚要小得多,本人也有意识地抵制儒家思想的影响。他尖锐地批判孔子孟子思想的局限性,指出孔子的全部政治哲学就是“事君。” 福泽指出,治与被治的,三纲五常的关系模式只是在特定条件下偶然形成的,并不是人性中固有的和普世的,它甚至不能与父母子女的关系相类比。孔子完全为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经验局限,结果他的学说虽然代代相传,但永远只能基於治与被治的固定模式上,并非是放之四海的真理,一旦文明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失效,而人类知识的进步其实是独立于儒学而发展的。儒生除了读书破万卷,做官,退休后发牢骚外一无所成。福泽在1870年代对儒家文化文化的鲜明批判迟到1910年代才由胡适和陈独秀在中国进行,而这40年,恰恰是中国经历了最多的苦难和屈辱的40年。或许,也正是在对待儒家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态度上,我们可以找出中国知识分子与日本知识分子,康有为与福泽喻吉,中国文化心态与日本文化心态的根本分野,甚至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真正障碍。日本的现代化改革一开始就对儒教进行了全面清算,最终落脚于对西方价值观的全面认同,而中国的改革却始于对传统的拼死捍卫,经历了一个从技术变革,(洋务运动),制度改良(戊戌变法),政治革命(辛亥革命)到文化批判(新文化运动)的不断试验,失望,再试验的深入过程,才艰难地走到挑战儒学的道路上,思想领域的革命不幸落在所有改革的最后面。十九世纪中叶的西方对东亚社会的冲击究竟意味着什么?东方社会在摆脱危机的同时究竟要达到什么目标?这场危机在中国和日本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心中引发的冲击其实不是完全一样的。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首先是一场“中学”与“西学”的对抗,也就是说,是在同一个时间段上,两个势均力敌的文明的正面相逢和较量,是一种地理和种族意义上的对抗。中国知识分子本能地坚信这两种文明各有利弊,并将西方文明简约概括为“器物”而中国文明概括为道德礼义,而在中国人心中,后者事实上站在一个更优越的地位上。对古老庞大的中国文化本体毫不犹豫的坚守是五四前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共有的心态,也是维系中国人文化认同和民族自尊的手段。作为1890年代知识分子代表的康有为虽然主张在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进行西方式的社会改革,但在思想武器上上仍然需要回到儒学去寻找答案,需要首先证明孔子是改革者,并试图把历史发展放进一治一乱的旧有框子里去,认为乱世始终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阶段。在行动上,康有为则完全怀抱着传统的“为帝王师”的思想,积极介入现实政治。严复指出了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但是并没有说明中国究竟应当以何种状态作为终极归宿。与晚清中国知识界中西二元对立和中国本位思想不同,福泽喻吉从根本上否认了这种对立的根基。他从全球范围文明史发展的角度出发,明确指出欧洲和美国是最高阶的文明,中国,日本,土耳其并列算是半开发国家,而非洲和澳洲土著为不开化民族。欧洲文明是日本的未来前进方向。从而,欧美开发国家与亚洲半开发国家的冲突并不是地缘上的,平行和对等的冲突,而是历史的,垂直的,先进与落后的冲突,是不对等的冲突。但是,福泽的进化观点不但没有使他陷入民族自卑和悲观,也没有把冲突看成绝对存在的,他相信,只要假以时日,所有文明形态都会逐步趋向较高阶段,只要进行有效的多元吸收和转化。既然所有民族的根本目标都是趋向同一个更高的文明,那么日本人所感到的民族矛盾和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恐慌,失落和焦灼感也就不如中国人那样巨大,因为对“文明”这一目标的追求最终超越了狭隘的民族自尊心和自大心理。然而,对于有着巨大的文化优越感同时又迷信二元对立的中国人来说,要承认自己是“半开化民族”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从梁启超一直到今天的知识分子,中国人对待西方文明始终持一种对立的,半信半疑的态度,随时准备挑对方的毛病,这一点与日本的态度非常不相同。福泽进一步指出,文明进步的意义在於加强和增加人类的各种行为和需求,为人类欲望找到更多的出口,刺激人类精神和行动。重要的是,福泽在对文明的强调中,一直把实现文明和人类进步看作至为重要的,包括所有国家在内的人类活动的终极目标。他说,“唯一的标准就是推进文明是有益的,而阻碍文明是有害的。文明是一个大舞台,制度,法律,商业,等等都是演员。”他把文明比作一个仓库,一个大洋,包含了人类精神文化和物质文明,文明的实现最终意味着人类知识和道德的双重完善。福泽由于着眼于全人类,早已超越了对日本文化本体的顽固坚持,也不热衷于东西文化之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话语。福泽并不认为西方和日本在文化和利益上是对立的,而是认为双方在趋向同一个目标,只是一先一后而已。不恰当的说,福泽的观点类似于邓小平提出的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和增强综合国力的标准。二者都试图在追求一个更带根本性和普遍性的目标的同时排除了对当下细节的性质的争论。而在中国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中,由于中国人缺少对超越分歧的人类普遍价值的认同,更多感到的是双方冲突,对立和威胁。作为“文明”的政治内容,民权,平等,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制衡,也就是今天的学界反复论述的“国家”与“社会” 关系,成为福泽关注的中心内容。福泽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应当知道究竟是政府为人民存在还是人民为政府存在。”而正是这个根本问题困扰了中国人几千年之久,似乎至今也没有得到清晰的回答。在论述西方文明史的时候,福泽着重强调了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容许人类精神自由上的意义,福泽还强调欧洲的文明进步是王权,民权,贵族三方角力和制衡的结果,民权由于和王权结合与贵族斗争,因而获得较大发展。同时,以英国为代表,个体家庭通过工商业发展累积了财富,获得了与国家对抗的物质力量,最终促成了基於自由民权理念的英国宪政定型。福泽的又一项重要思想成果,是看到自由城市,工商业和中产阶级--也就是今天中西方学界仍在兴致勃勃讨论着的“公众空间”--兴起的深刻政治意义在于民众获得与政权抗衡的物质条件。这一认识可以说把同时代的中国知识份子远远甩在后面。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虽然也已经注意到民间经济力量的勃兴,但却不是从抗衡皇权而是从对内维护皇权和对外争取国家富强的角度认识的。民与君的对等和制衡毕竟是当时中国知识份子难以企及的思想高度。作为东方人,福泽喻吉同样地面临着对西方文明批判吸收的问题。他并没有无条件地崇拜西方,也认识到西方文明的局限性,但是他以理性和务实的态度指出,我们固然也不能满意西方文明目前所达到的水准,但如果我们拒绝它的话,还能找到其他的标准吗?并且,文明是动态的,发展的,即便西方也只能说是达到了人类智慧在当前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针对伴随西方文明而来的傲慢和残酷的征服,福泽没有从道德主义的角度进行谴责,仍是从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指出,傲慢和残酷不过是富强的副产品,最终可以通过人类理性克服。在这一点上,福泽的思想再次与中国思想家形成对比。在中国,不论是康有为,梁启超还是李大钊,都没有将西方文明发展中出现的负面问题如贫困和剥削,殖民主义看成是人类文明可能面临的共同问题,而是无一例外地看成西方文明特有的罪恶。很多中国思想家都从道德主义和完美主义的角度出发,在中国的资本主义文明远未充分发展的时候,就急于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提出道义上的批判,大喊西方物质文明破产,幻想中国可以以某种途径一举超越这些弊病。另一方面,福泽又认为,文明虽然是人类的唯一目标,但其路径可以是多元化的,因此具体到政治制度的选择上,福泽的原则是必须保障民权和社会相对于国家的独立和制衡,而对具体的政体形式,他并没有非常明确的主张。他认为政治形式仅仅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因素。他说,“假如有利于国家的文明,政府的形式可以是君主的,也可以是共和的。”“美国的民主政府比中国的君主制更好,但墨西哥的共和制却比不上英国的君主制。” 他在於1899年初版的《自传》中富有远见地认为,中国要走向文明,必须推翻清政府, 否则,再来壹佰个李鸿章也无济于事,这事实上预言了孙中山领导的共和革命在中国的环境下的合理性。这样,他超越了中国社会自身对在君主制和共和制问题上的激烈论辩。假如按照福泽的思路,中国的知识份子应当思考的是:在虚君共和制度下,是否有利于中国实现独立,又实现平等,民权等现代文明理念,还是共和制更好?而不是纠缠于两种制度本身的名义问题。这里仍然体现出福泽的思维方式更加偏重问题的实质和根本目标,而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知识份子更关注“名”,而不是“实。” 根本上,日本的精英们更多关注的是走出去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问题,而中国精英考虑的,是如何为中国自身寻求一个孔教崩溃后的替代性意识形态(即种种“主义”)并使之中国化的问题。前者显然比后者有更多的全球眼光。同时,救国与富强的迫切要求也阻碍了中国人追求更终极的普世价值观,从而把文化思想领域的革命和构建新文明的严肃任务异化为一场为挽救危亡寻找一种速效药的仓促行动。如果认为福泽的文明论是一种全盘的世界主义的观念,也是一种误解。事实上,福泽本质上是一个深切关注日本民族独立和富强的民族主义者,但是他的关注方式和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关注有很大的不同。由于前述的文明阶段论,福泽首先从理智上认为先进文明征服落后文明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这显然违背中国人通常的道德观)并且完全承认日本自身的相对落后性,这样,他对于日本被西方控制的事实并没有太强烈的屈辱情绪,也不认为排外是解决民族独立问题的方式。福泽关注的是,如何调动日本国内的积极然而非暴力的力量来争取独立,例如,宗教或许可以成为一种凝聚力量;政府如果鼓励工商业发展,国内就可以实现富强。福泽高度评价商业和贸易的价值,指出商贸是与人类智慧相联系的,贸易是一种公平的交换关系,而战争是延伸一个独立政府权力的手段。在这一点上,福泽不再仅仅抽象谈论文明发展规律,而是深入具体地探讨了日本在现代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位置问题。他指出,西方国家的财富来源于大规模机器生产和商品出口,殖民活动和海外投资,而日本必须面对现实,加入到与西方国家争夺利润的角逐中。福泽对国家间的竞争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指出,在国际关系中每个国家维护自己的私利是无法消除的,日本也必须在国际交往中坚持自己的利益。福泽坚决反对不负责任的排外思潮和行为。他认为,日本的目标是实现国家独立,但实现国家独立的唯一途径就是全民族达到现代文明。由此,福泽喻吉将日本的民族独立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普世价值结合在一起,指明了日本既要独立又要走向现代的方向,并且指明二者是不可分隔的整体。福泽喻吉没有象后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把启蒙(追求文明)和救亡(民族战争)人为地分割开来,并最终以“救亡”为名牺牲了对民主人权和文明的追求。福泽对中日两国文化形态的区别的分析或许可以解释他的思想与中国思想界的差异。他指出中国在秦始皇统一之前思维活跃,充满自由精神和多元表达。但是,大一统之后中国的专制制度使得政权与意识形态的阐释权集中于一体,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单一的神权统治,而在日本,政治权力和神权并没有结合在一起,掌握政权的幕府将军并不象中国皇帝一样代表道德的最高典范,不需要人们在精神上顶礼膜拜。在分离的军政权力和神学权力的相互制衡中,日本人自然生发出第三种力量,即独立的理性和自由精神,日本人在政治思想领域原本比中国人来的丰富活泼,因而也比中国人更易于接受西方文明。从这一点,也可以理解福泽的文明论的提出,在日本的环境下,的确比在中国要容易。正因为日本政府和天皇并不执掌意识形态的大权,所以并不会在意一个学者把日本说成是不开化国家,而中国的皇权和官僚又负有捍卫意识形态的重任,不会容许辱没***大国的体面。如果不是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五四的文化干将也绝不可能大肆攻击孔家店。日本在十九和二十世纪的现代化转化已经结束,步入了世界最先进国家的行列。现在的中国却仍然处在现代化转型的漫长过程中,对西方文明仍然欲迎还拒。通过对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喻吉人格和思想的分析,我们仿佛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排除中日两国历史文化背景社会条件的不同,代表思想前沿的两国思想精英的思考角度与深度,思维方式乃至人格个性的确都存在着很大差异,在对文化冲突的实质,儒家文化的价值,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根本问题的看法上,福泽喻吉都大致领先中国思想家四,五十年,而后者受到的传统思维束缚和自身人格缺陷的制约要严重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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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1-3-3 17:24:29沙发
林思云:读《脱亚论》有感 之一 之二 之三
(之一)

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在中国广为人知,在中国对《脱亚论》的主流看法是持批判态度的,认为福泽谕吉的主张是“对亚洲邻国持轻蔑态度,主张模仿欧美列强侵略亚洲邻国。”但是一般人多半是看到《脱亚论》的只言片语,看过《脱亚论》全文的人似乎并不多。因此在这里我特意把《脱亚论》的全文翻译出来,供有兴趣的人参考。在翻译《脱亚论》的过程中,不得不查阅不少资料,因此这也成为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我读完《脱亚论》全文的第一个感觉是: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误解了福泽谕吉。首先,所谓福泽谕吉“对亚洲邻国持轻蔑态度”,这个看法本身就很有问题。为什么这么说?我们首先看一看福泽谕吉写《脱亚论》的背景。福泽谕吉的这篇《脱亚论》写于1885年,当时这篇文章并无题目,是作为《时事新报》(现在日本《产经新闻》的前身)的社论发表的,《脱亚论》这个题目是后人出版福泽谕吉的著作时加上去的。福泽谕吉为什么想起来写这篇文章呢?原来那时在日本舆论界展开了一场思想争论:日本应该怎样与中国和朝鲜这两个邻国打交道?历史上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册封与朝贡关系,也可以说是另外一种不平等关系。1853年,美国炮舰侵入长崎,迫使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日美和亲条约》。此后英、俄、法等国接踵而来,强迫日本签订类似条约,其遭遇与中国非常类似。日本被迫“开国”后,有识之士提出学习西洋的强国之术,自强保国,1868年的明治维新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起的。由于当时中国和日本、朝鲜同样被西洋列强侵略,都面临亡国灭族的危险,因此中日韩三国在“抵抗”西洋侵略方面有共同的利益。在这个背景下,日本有人提出“兴亚论”(后来又被称为“大亚细亚主义”),代表人物有日本当时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比如胜海舟、植木枝盛、大井宪太郎、樽井藤吉等。“兴亚论”认为日本与亚洲是唇亡齿寒的关系,日本的邻国一旦亡国,日本也会遭殃。所以他们提出唤醒亚洲(主要指中国和朝鲜),日本与中国和朝鲜结成同盟国,日中韩相互提携,共同抵抗西洋列强,这是日本的最善国策。中国也同样产生过类似的亚洲联合起来抵抗西洋侵略的思想,比如梁启超的“亚粹主义”,章太炎的“亚洲和亲主义”,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等。这个“兴亚论”后来又变成亚洲在日本领导下,共同抗击西洋列强的理论,比如“大东亚共荣圈”、“东亚新秩序”等。不过1880年代的“兴亚论”,还是主张日本以平等的关系与中国和朝鲜结盟抗击西洋,因为那时日本的国力还很弱,比起当时的大清国还有相当的差距。对于这种“兴亚论”,福泽谕吉提出相反的思想理论,即“脱亚论”。针对“兴亚论”唤醒亚洲、共同对抗西洋侵略的设想,福泽反论说:中国和朝鲜死守陈规旧套,不思改进,不愿革新,所以日本不应该对中国和朝鲜的醒觉抱有希望(当然他也指出如果中国和朝鲜国内出现有识之士,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维新,将另当别论)。福泽指出:陈腐守旧的中国和朝鲜,不但对日本毫无帮助,反而因为他们落后腐败的“坏名声”,会让西洋人误认为日本也是同样的落后腐败。因此他主张日本不要再犹豫,应该拒绝与中国和朝鲜这两个不文明国家(“坏朋友”)继续交往,而与欧洲的文明国家交往。福泽指出中国和朝鲜这两个国家没有前途希望的关键是:中国和朝鲜对西洋文明采取被动的抗拒态度,中国和朝鲜想把自己置身于西洋文明之外,保持自己的独特文明。而维新后的日本对西洋文明采取主动接纳的态度,把自己也投身于西洋文明之中,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福泽认为中国和朝鲜对西洋文明的抗拒不可能成功,因为西洋文明有像“麻疹”那样的传染性,对西洋文明抗拒的结果就是亡国,国土被西洋列强瓜分。后来的历史证明了福泽谕吉对中国和朝鲜的预见。要不是后来西洋列强改变了殖民主义思想,中国被列强瓜分几乎是肯定的。读了福泽谕吉的《脱亚论》,我不由产生一种想法:中国在近代遭受的各种苦难凌辱,某种程度上是中国人自己“选择”的。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才开始意识到“对外开放”的重要性,才开始主动加入和参与西方文明圈,按照现在中国时髦的话叫做“与世界接轨”。中国的对外开放才搞了20多年,中国经济就取得了如此惊人的发展。现在中国人才自己体会到当年日本那样高速发展的秘诀,不过就是“对外开放”四个字。其实日本人并没有隐瞒自己富国强兵的秘诀,早在120年前日本的思想家福泽谕吉就指出中国落后的结症就是拒绝西方文明,拒绝对外开放。可惜中国人直到100年后,才明白与西洋文明同呼吸共命运、共同品尝文明之苦乐的重要性。假如中国在100多年前就开始搞对外开放,及早与世界接轨,那么近代中国肯定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中国近代史就不会是充满屈辱和创伤的悲惨历史。所以我说:中国在近代遭受的各种苦难凌辱,某种程度上是中国人自己“选择”的。如果评论一下日本当时的“兴亚论”和“脱亚论”哪个更正确,从日本的角度来看,还是“脱亚论”更正确一些,事实上日本政府也是选用了脱亚入欧的发展方针。设想假如当年日本政府选用“兴亚论”,等待中国、朝鲜的觉醒和自强,和中国、朝鲜站在一个战壕里,日本会有今天的发展吗?福泽谕吉的“脱亚论”,的确是极具远见的。难怪现在福泽谕吉的头像印在日本最大面额的钞票上,而他的反对派却鲜为人知。对于日本人来说,日本有今天的发展,他是最值得感谢的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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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1-3-3 17:25:11板凳
之二)
中国近代史概括为两个字就是“反抗”。“抗英”、“抗日”、“抗美”;“反帝”、“反修”、现在还有“反日”,总而言之,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与外国抗争的历史,中国人近代以来一直怀着一种“仇外”心态。说到“仇外”,当然有道理,中国被洋人侵略,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等等,都是中国“仇外”的理由。但同样是遭受侵略、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日本,为什么却没有同样地“仇外”,相反,日本却还要和侵略压迫自己的西欧列强“交朋友”。在这里,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很好地说明了日本对于西洋人的看法。正如福泽谕吉所说:“如果试图阻止文明的入侵,日本国的独立也不能保证,因为世界文明的喧闹,不允许一个东洋孤岛在此独睡。”他早在100多年前就看到西洋文明是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试图阻挡或者躲避这股潮流是愚蠢的,而自己也积极搭乘这股潮流才是明智之策。中国对于西洋文明的潮流,一直采取对抗的姿态,从“以夷制夷”,“中体西用”,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是试图把外国人赶走,或者把外国人拒之门外,总之就是“排外”两个字。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尽管一直在学习西方,但中国学西方的目的,是“师夷技长以制夷”,用西方文明的枪炮来把西方人抗拒在国门之外,中国自己并不想加入西方文明圈。这和日本学习西方是为了“入欧”,加入西方文明圈的想法,从根本上就不同。中国欢迎外国人来中国,欢迎外国人来投资办厂,那是最近20年的事,中国一直到现在才改变了“排外”的心态。以前中国总对外国人不信任,总觉得外国人来中国一定是“不怀好意”、“不安好心”,所以千方百计要把外国人赶走,以为赶走了外国人,中国人就“站起来”了,中国人就无比幸福了。1949年以后中共赶走了除了苏联以外的所有西方人,到1960年以后又把苏联人也赶走了。在文革时期,中国几乎是一个洋鬼子都没有了,现实了老佛爷、义和团等多年的奋斗目标,彻底赶走了所有的外国人。可是中国却惊讶地发现,赶走外国人,把自己隔绝于西洋文明之外,并没有给中国人带来幸福,反而给中国带来了灾难。所以在文革之后,中国人痛定思痛,不再排外了,这次中国不但不赶外国人,反而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开始请外国人到中国来了,真可谓“既知今日,何必当初”呢?福泽谕吉早在100多年前就批评中国:“在遭遇如同麻疹那样流行的文明开化时,支、韩两国违背传染的天然规律,为了躲避传染,硬是把自己关闭在一个房间里,闭塞空气的流通。”中国人直到100年后的今天,用自己的亲身体验体会到“硬是把自己关闭在一个房间里,闭塞空气的流通”的痛苦之后,才明白“抗拒西洋文明是愚蠢的”这个道理。上次我说了,如果中国早在100年前,认真读一读福泽谕吉的文章,早在100年前对外开放,早在100年前主动请外国人来中国,中国会是今天这样的命运吗?现在常听到中国人说“改革开放”的政策好,可是100年前提出“对外开放”的人,一定要被批为汉奸了。现在中国的奋斗目标是: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如果中国提早100年搞改革开放,现在中国肯定会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以上吧。当然中国人的“仇外”心里还没有完全脱却,现在有人说“外国好”,大致还是要被骂为“汉奸”的。
发表于2011-3-3 17:25:41地板

之三)

现在中国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日本明治维新后积极向西方学习,而当时的满清政府顽固守旧,不肯向西方学习,这是近代中国落后的结症。如果认真谈起来,这个观点只说对了一半。当年满清政府向西方学习还是抱着相当积极的态度,洋务运动就是明显的例子。当初中国人认为中国败给西方列强,只是因为兵器不够精良,中国的国家体制并没有问题,这就是“军事救国论”,也称洋务运动。李鸿章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李鸿章总理衙门函,同治三年)。洋务运动是在“军事救国论”的基础上,试图学习西洋的军事技术实现自强的尝试。中国搞洋务运动开始比日本早,规模比日本大。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购建了三所洋炮局;1865年,李鸿章购买了两家英美的机器厂,成立江南机器厂。清廷指定用上海关税的二成(约白银60多万两)作为其常年经费。这个厂以生产枪炮、子弹为主,兼修船舰,并附有翻译馆。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建福州船政局和马尾船厂,由福建海关税收的四成结款内拨付。1869年1月10日,马尾船厂制造的第一艘轮船下水。北洋、南洋、广东、福建水师的88艘军舰中,有30艘出自马尾船厂。马尾船厂造的排水量1560吨“扬武”号战舰,还参加了后来的甲午海战。考虑到日本1868年才开始搞明治维新,中国洋务派学习西洋军事技术的自强运动是先于日本的。当时中国办现代化海军也是竭尽全力,在19世纪80年代,日本海军有军舰数量24艘,其中3000吨级战舰3艘,2000吨级战舰3艘,总吨位3万多吨。相比之下,当时中国北洋海军有军舰数量18艘,7000吨级2艘,2000吨级5艘,总吨位3万多吨。从军舰的质量水平来看,中国超过日本一筹。特别是2艘7000吨级定远舰、镇远舰居当时亚洲第一。中国在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军事强国的洋务运动彻底失败,人们认为日本打败中国就是因为采用了西洋式的国家体制,于是“体制救国论”,即改革国家体制来实现富国强兵的论调高涨,终于发生了戊戌变法。尽管戊戌变法失败了,但清廷1901年以后实行的“新政”,基本上采用了戊戌变法的思路,对国家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但是中国还是没有像日本那样实现富国强兵,为什么呢?应该说在中日甲午战争前的30年间,中国和日本都在积极向西方学习,都积极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但是两国学习西方的动机却完全不同。日本学习西方是放弃以前日本的旧文明,全面引进西方的新文明,也就是所谓的全盘西化。中国学习西方的目的,却是为了保存中国的中华文明,中国富国强兵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建成一个抵抗西洋文明的堡垒。中国一方面要引进和学习西洋文明,一方面又要坚持中国以前的旧的中华文明,这件事本身就是矛盾的。就像郑观应在《盛世危言》(1893年)所说:“西人立国,育才于学堂,论证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以足恃欤?”读福泽谕吉《脱亚论》,让我感到震动的就是当时日本对西洋文明的接纳,而不是抵制。福泽谕吉《脱亚论》的中心思想也是让大家接纳西洋的先进文明。可是直到今天,中国对西洋文明还是抱着抵制的态度。中国今天的自强思路,也还是没有摆脱“中体西用”的思路,坚持在中华文明的基础上,学习西洋文明。日本学习西洋文明,这本身就是它的目的;而中国学习西洋文明,却是一种权宜之策,或者是一个手段,其目的仍然是保持和坚持中华文明。但文化和政治制度是配套的,西洋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西洋文化或西洋文明的土壤中,把西洋政治制度从西洋文化中割裂开来,只学西洋的政治制度,不要西洋文明的文化土壤,即所谓“中体西用”,用中华思想来运作西洋的政治体制,必然很难搞好。中国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实现“现代化”,我以为其中最大的障碍之一,就是我们一直用中华思想来运作西方文明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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