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亲属用事实揭露余秋雨在文革中的劣迹

胡子暄:作者:胡子暄

    读了7月22日《南方周末》上整整两版的《余秋雨有话说》以及你“质询媒体”的七问,我不能不为你颠倒黑白的勇气和厚颜无耻的谎言感到深深的震惊。二十九年前先父临终时的一幕又再次涌上我的脑海,使我强忍悲愤提起笔来给你写这封信。主要谈以下两点:
    
    第一点,你在“质询一”中责问批评者说:
    
    你们一再宣布,我在‘文革’中用所谓‘石一歌’的笔名写过许多错误文章,必须忏悔。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等待着你们能举出一篇实例,却至今没有等到。现在,我再降低要求,举出一句也好。请问,你们还要我和海内外读者等到何年何月?
    
    此外,你在《余秋雨有话说》里还公然宣称:
    
    我现在发出悬赏:有人如能指出我用‘石一歌’的笔名写过一句有他们指控问题的文章,只要一句,我就支付全年薪金作为奖励。
    
    这两段话,听起来气壮如牛,威势十足,其实是耍了个自作聪明的花招。根据当年写作组一些老人在报上的揭露,“石一歌”只是写作组下属文艺组的一个外围组织,发表文章都是用这个集体的笔名。现在时隔二十多年,不看原稿,当然无法举证哪一篇、哪一句是你余秋雨写的。其实你心里很明白,自己的主要问题不在“石一歌”,而是发生在1973年5月14日被朱永嘉上调到写作组文艺组以后。从1973年11月到1975年10月,你先后在“四人帮”帮刊《学习与批判》上,发表了四篇篡改历史、无限上纲、乱打棍子、血口喷人的大批判文章,署名都是用的“余秋雨”。这里,为了给患有“恶行失忆症”的阁下提个醒,我根据当年先父遗留下来的旧杂志,把它们一一开列在下面:
    
    1973年第3期《学习与批判》(11月出版)发表《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对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署名秋雨);
    1974年第1期《学习与批判》(1月出版)发表《胡适传(五四前后)》(署名余秋雨);
    1975年第8期《学习与批判》(8月出版)发表《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署名余秋雨);
    1975年第10期《学习与批判》(10月出版)发表《评胡适的〈水浒〉考证》(署名余秋雨)。
    
    面对这些无可否认的“历史文献”,请问阁下,你还敢不敢让人举出大作中的一篇或一句,然后把你全年的薪金奖励给他们?我想你即使脸皮再厚、胆子再大、钞票再多,也是不敢再出来拍胸悬赏的,只能三缄其口,彻底沉默。
    
    第二点,你在《借我一生》和《余秋雨有话说》中还宣称:
    
    十年间我从未参加过任何大批判。
    这么多年来,如果有一个人提出来,余秋雨伤害过什么人,那我就服了,我向他赔罪和道歉……我没有做过任何一件伤害过他人的事,这是我最值得骄傲的地方。
    
    对于以上这些话,一般的读者也许找不到有力的证据来驳斥你,但我却有这个资格和条件。你说你十年间“从未参加过任何大批判”,“没有做过任何一件伤害过他人的事”,这完全是谎言。当然,你并没有拿着刀子去杀人放火,谋财害命,但你在当年秉承“四人帮”的旨意、配合他们篡党夺权阴谋赶写出来的几篇歪批胡适的黑文,确确实实伤害到了一个无辜的知识分子的家庭,使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精神备受摧残,过早地含恨离开了人世。这悲惨的一幕,对于你这个早已步入“大康”生活极乐境界的“文化名人”来说,是不会也没有兴趣去顾及并写入你的“记忆文学”的,但它却像恶梦一样永远留在了我和孩子们的心中。现在,每当他们从电视上看到你那一脸伪善做作的媚笑、指摘嘲弄青年歌手的模样,听着你那添油加醋、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痛说家史”的腔调,都会举起手来直指荧屏,不约而同地高喊一声:“又是这个余秋雨!”
    
    下面,我就来揭开这段历史的隐秘,让普天之下的读者都来看一看:你这个信誓旦旦、说的比唱的好听的“谦谦君子”,究竟有没有批判和伤害过别人?
    
    我的父亲胡念柏,祖籍安徽绩溪,上个世纪初出生于上海。由于种种客观的原因,他与家乡断绝了联系。30年代初,他告别祖母去北京求学,学的是理工科,但业余爱好文学。后来经过通信,与仰慕已久的胡适先生有了联系。在一次见面时,胡适先生问起先父的家世,发现两家还有一点远亲的关系,便与先父认了同宗。先父小他一辈,从此两人以叔侄相称。先父在京期间,无论学业或生活,都得到他的关心和帮助。先父学成后回上海工作,在一家大企业担任工程师,仍与胡适先生保持着通信联系。有一年,胡适先生来上海看望祖母,特地将一套《胡适文存》赠送给先父,还亲笔题辞:“念柏贤侄惠存 愚叔胡适”。
    
    1948年底北京解放前夕,胡适先生仓促离京赴宁,第二年又去了美国。他的次子思杜却留在了北京。
    
    1951和1954年,全国两次掀起了批判胡适思想的高潮,政治空气十分严峻,使先父感到了很大的压力。虽然通过学习,他从政治上认识到了胡适先生的错误,但从思想上仍然难以割断和叔祖的情缘。此后他对外人绝口不再谈起胡适先生,只是埋头工作,以求得心灵的安宁。
    
    1957年,思杜叔叔在北京被划为右派,自杀身亡。先父得到消息,一连几夜都无法入睡。幸亏单位里不知道他跟胡适先生的这层关系,加上平时工作勤奋,人缘也不错,总算逃过了“反右”一劫。
    
    厄运的真正降临是在“文革”初期。先父刚刚退休。一天,他从报纸上看到几位文化学术界人士对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评论,颇有同感。其中有位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李俊民先生是先父的朋友,先父就写了一封长信给他,同他交流了自己的看法。李俊老很快回信,信中涉及对这篇文章发表背景的猜测,也对姚文元无限上纲的观点提出了批评。随着形势的发展,李俊老在报上发表的言论受到了批判。造反派搜去了朋友给他的有关信件。先父的信被转到了单位。从此他也被责令每天去单位集中学习,反复检讨,在造反派那里挂上了“怀疑无产阶级司令部、发表错误言论”的号。夏秋之交,全国范围刮起了一阵猛烈的“扫四旧”风暴。一天,单位里的造反派,带着一帮红卫兵闯到我家,把书架上的线装古籍和解放前出版的封面黄旧的书刊一扫而空。有个大学红卫兵发现了那套《胡适文存》和扉页上的题辞,立即责问先父:“胡适是你什么人?”在这帮人的追逼下,先父只好据实回答:“跟我同籍,有点远亲关系。我年轻时在北京读书,和他见过面,所以以叔侄相称,但解放后从未通信和来往。”
    
    那个红卫兵说:“胡适是个反动文人,早已批倒批臭。你解放后没有和他来往,却保存着他送给你的书,说明你们思想上一脉相承,臭味相投,难怪你会攻击姚文元同志。”
    
    当天,先父被押回单位,断断续续地批斗了近一个月。所幸胡适先生早已于1962年去世,“文革”期间不过是只“死老虎”。中央两报一刊基本上不再提到他。先父的单位又不属文化学术系统,许多职工根本不知道胡适为何人,因此风潮一过,他便被释放回家,不再引起造反派的兴趣,总算在家里过了六、七年比较平静的生活。由于受到这次冲击,他变得沉默寡言,烟抽得越来越厉害,心脏也经常发病。春秋中文
    
    1973年11月,他在刚出版的第3期《学习与批判》上看到了一篇署名“秋雨”的批判胡适的文章《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与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买回来细细阅读,越读越感到气愤。我下班回家,他就把这本杂志递给我说:“这个‘秋雨’是什么人?怎么可以这样乱扣帽子、无限上纲?他说你叔祖胡适‘尊孔’,这完全不符合事实。‘打孔家店’的口号,就是你叔祖提出来的。他骂你叔祖是‘反动的买办文人’,甚至是‘卖国贼’、‘反革命’。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看了一下文章说:“‘秋雨’这个名字没听说过,大概是个笔名吧!‘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现在,好像连汪精卫、蒋介石也没有批过,现在怎么突然又把叔祖拉出来批判了。不知道背后有什么内幕。”我劝慰先父不要去多想,我说:“反正叔祖已经去世多年,他生前没有攻击过毛主席,也不会活过来反对‘文化大革命’。再上纲上线也牵扯不到我们的头上。”
    
    谁知过了一个多月,1974年第1期《学习与批判》上又发表了署名“余秋雨”的《胡适传(五四前后)》。这篇文章长达16000多字,先父连夜读完后对我说:“帽子越扣越大,棍子越打越重了。说你叔祖‘投靠美帝国主义’,是个‘把中国嫁给帝国主义’的‘卖国贼’,是‘一小撮反动派’、‘一个炙手可热的政客’。全盘否定他在‘五四’期间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特别是说他1904年到上海后,‘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逛窑子’,‘过着糜烂不堪的生活’。这些话其实都是你叔祖在《四十自述》中对自己年轻时一段短暂的荒唐生活所作的反省。他当时已是名满天下的学者,却能这样自责和忏悔,是很不容易的。这个余秋雨还要把它拿出来丑化和糟蹋,实在太没有人性了。”
    
    这两篇连续批判胡适先生的文章,对先父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他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在惶惑不安之中度过了半年。冬至那天,终于因心脏病突发送进医院抢救,治疗了一个多月才出院。
    
    1975年上半年,总算太平无事。天气转暖以后,先父的身体得到进一步恢复,精神和情绪也好得多了。大概在8月末,报上发表了毛主席评《水浒》的最新指示,其中有一条是:“《水浒》这本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记得先父看了以后对我说:“毛主席确实高明,他对《水浒》的评论与众不同,别开生面。宋江后来接受朝廷招安去打方腊。方腊平定以后,梁山好汉也死得差不多了。宋江自己也被毒死。结局是个悲剧。你叔祖生前也写过《〈水浒传〉考证》,好像还有个《后考》。可惜这部《胡适文存》被抄走了。否则我倒想再看一看。”
    
    先父说这番话的时候,心情相当平静。但他万万没有想到,高悬在他头上的那把达摩克利斯剑正在悄悄降落,自己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
    
    一个月后,我在书店里看到了刚刚出版的第10期《学习与批判》,顺手一翻,赫然入目的是一篇署名“余秋雨”的《评胡适的〈水浒〉考证》,估计有五、六千字,也无心细看,立即买回来交给先父。
    
    唉,现在想起来我真感到后悔。我本来不该把这本杂志买回来给他看的,因为他那衰弱的心脏,已经承受不起过度的刺激,而且愈到迟暮之年愈加化解不开对叔祖追忆思念的情结。记得当时我还没有走出他的房间,转眼一瞥,只见他上身猛地一颤,骂了一声:“胡说!简直岂有此理!”我上前一看,知道触怒他的是文章开头的第一句话:“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臭名昭著的投降派。”我怕他气出病来,就夺过他手里的杂志,劝他早点休息。先父说:“没关系,你让我看!毛主席过去批过你叔祖,但也没有这样骂他嘛!我倒要看看这个姓余的还能骂出什么话来!”我给先父沏了一杯热茶,陪他坐了半个多小时,就回自己房里去了,但一直没敢入睡。大约到了子夜时分,忽然听到隔壁一声巨响,马上急步赶去,只见先父蜷着身子倒在地上,手边是那本摊开的《学习与批判》。我去邻居家打电话叫救护车,和妻子一起将先父送往医院抢救。谁知没进医院大门,他就已经停止了呼吸。
    
    后来,我翻看《学习与批判》上的那篇文章,发现先父在几段话的下面用笔划上了横线:
    
    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臭名昭著的投降派。他叛离五四新文化运动,投降过北洋军阀,投降过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
    
    抗日战争前夕,胡适曾向日本帝国主义献出过“招安”整个中华民族的策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更是完全在尽忠日本天皇了。
    
    彻底批判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把胡适之流曾拼命阻挡过的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也许今天一些年轻的读者会不太相信:“难道这几句话就会导致一个人的死亡?他的神经也太脆弱了!”也许你秋雨阁下更会站出来振振有辞地反驳:“我那篇文章批的是早已去世的胡适,没有点其他任何活人的名字。胡念柏我不但不认识,连面都没有见过。他自己心脏病发作死了,与我有什么相干?”然而,凡是曾经生活在那个年代、了解“四人帮”制造反革命舆论惯用手法的过来人,都会对他们以笔杀人的伎俩有着深切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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